社会观察 on 隅言手记

戴其冠，必承其重

Wed, 01 Jul 2026 00:00:00 +0800

这个标题是一句已经被用得有些烂俗的话。对于我今天想写的内容来说，它也许不是最贴切的，却又说不上完全不贴切。

慈善这件事，本质上是论迹不论心的。一个人做了什么，帮助了多少人，解决了多少具体问题，当然比他内心到底是不是百分之百纯粹更重要。

关于善良的一些思考

Wed, 17 Jun 2026 12:00:00 +0800

我们夸一个人有好的品质，常会夸他天性善良。

我当然不否认有这样的人。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现在已经有超过80亿人，即便人的性格特质再千奇百怪，80亿人中找出一个生来善良的人，我想也不是什么难事。最起码，按照证伪的逻辑，不能因为暂时没找到，就做绝对判断说没有。

但善良真的能作为一种纯粹的先天属性吗？恐怕值得商榷。

一段有趣的访谈记录

Wed, 17 Jun 2026 10:00:00 +0800

无意中看到一段采访视频，视频应该是贴不出来了，把文字全部摘录出来放在图里了。

其实看第一句就知道是什么梗了，大学的时候上网天天能看到，但之前都只是只言片语的见到，既不知道在哪，也不知道为什么说，比如 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现在看过完整视频了，多年积累的零散拼图，终于完整了。

我们对AI风险的想象，是不是失败了？

Fri, 12 Jun 2026 00:00:00 +0800

一觉醒来，公众号里又被新的 AI 热点刷屏。

如今连这些热点本身，也许都已经不是人第一时间发现的，而是由各种智能体、监控网站和自动化流程捕捉、整理、推送出来的。可以这么说，连“追热点”这件事，也开始被 AI 接管了。

这个新热点是，Claude 的新模型 Mythos 终于来了（部分来了）。

01. 一个让人不安的新模型

为什么独独要拿它出来写一篇文章？

今年四月，Anthropic 发布了这个名叫 Claude Mythos Preview 的模型，但他们决定不向公众开放，而是严格限制访问，只提供给少数防御性安全组织。官方给出的理由简单直接：风险太高。

风险高在哪？

这个模型能够自动识别并利用隐藏于主流操作系统和浏览器中的高危漏洞，而这些漏洞此前从未被任何人或工具发现过；而且，Mythos 不仅能找到，还能自动生成可利用的攻击代码。

让人不安的还有，在一些安全评估和外部讨论中，Mythos 被描述为表现出规避约束、寻找沙盒边界，乃至在测试环境中产生非预期行动的倾向。无论这些案例的具体细节如何，它们共同指向同一个问题：当前模型的风险已经不再只是“回答错了”或“胡说八道”，而是开始进入自主执行、环境交互和边界突破的层面。

这件事真正让我不寒而栗的地方也在此。

A社承认 Mythos Preview 是一个通用模型，只是整体代码、推理、长任务执行能力提升后，顺带表现出极强的网络安全突破能力。

也就是说，A社从没想专门开发训练一个黑客模型，Mythos 所展现的危险能力，那些原本并不在设计目标里的能力，是自然而然“长”出来的。

再回看几天前 Anthropic 官方博客发布的那篇题为《When AI Builds Itself》（当 AI 开始建造自己）的长文。其核心意思是，AI 已经可以通过“递归自我改进”自主完成设计、测试、训练下一代 AI 的完整流程，人类在这个闭环中，将不再扮演关键角色。

把这些事情揉到一起看，很难不产生一种奇怪的眩晕感。

这个模型是个提醒。

它提醒我们的，不只是 AI 能力又往前跨了一步，而是我们理解 AI 风险的方式，可能从一开始就错了。

02. 我们想象错了 AI 风险的样子

《穷查理宝典》读后

Thu, 21 May 2026 00:00:00 +0800

花了两天时间把《穷查理宝典》读了一遍，开始的时候还当成“人生圣经”逐章阅读呢，越看越摸不着头脑。

一来确实对这种演讲稿和股东会发言拼凑合集兴趣不大，信息量低不说，太多上世纪美国的商业案例，而且是翻来覆去说，不仅案例翻来覆去引用，同一个故事、同一个笑话、同一个道理，也翻来覆去说。

二来我现在对任何精英叙事都持高度警惕的心态。芒格和巴菲特的成功，不管他们自身到底有多努力，绝对是离不开时代套利的。保险浮存金（Float）零成本杠杆，美国战后经济霸权，躺着都受益。如果没有这个时代和这个杠杆红利机制，芒格天天在家里数他的 25 个心理倾向，我想也是不可能成为千亿富豪的。

倒也不是完全一无是处，我看好多书评说《人类误判心理学》是精华所在，直接跳到那一章，看完后，还是有收获，在这里整理和记录一下，以便日后查看吧：

“人类误判心理学”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聪明人也会做出愚蠢判断？

然后芒格列了25条人类容易走进的偏差之中，这里重点几个我认为比较重要，也比较容易用来躬身自省的偏差。

1.激励机制：人是会被利益牵着走的。

要理解一个人，就要看他受什么激励。人会倾向于相信、说出、做出对自己有利的事，而且经常不自知。

比如：销售人员真心觉得自己卖的产品很好。培训老师真心觉得他的课能改变人生。平台真心觉得自己的推荐算法是在“满足用户需求”。很少有人会先判断事实，再形成利益立场，大部分的人在判断事实前，已经站定了一个立场。

2.喜爱/厌恶倾向：喜欢谁就美化谁，讨厌谁就丑化谁。

人一旦喜欢某个人、某个群体、某种观念，就会自动放大它的优点，忽略它的问题。反过来，人一旦讨厌某个人、某个群体、某种观念，就会自动放大它的缺点，忽略它说得对的地方。

同样一个作家，如果他写法松散，但你喜欢他，会说他自由洒脱，你不喜欢他，会说他缺乏逻辑。

同样一个企业家，如果他很专断，但你喜欢他，会说他极具人格魅力，你不喜欢他，它就变成独裁了。

这里应该引起自己注意的是：别太自信，因为不论是喜欢和讨厌，都会降低判断力。

3.认知一致性：人不愿意承认自己之前错了

人一旦公开说过某个观点，投入过某个选择，支持过某个人，就会很难回头。我平时看短视频喜欢看“勇哥说餐饮”连麦那些开店失败的人，这种感觉尤为强烈。明明已经亏了几十上百万，还要嘴犟。芒格这条认知一致性的意思就是，承认自己的判断错误，不是更正一个观点那么简单的事，实际是对自我形象的伤害。于是人会本能地寻找理由，证明自己当初没错。

日常生活中很多这种情形：一段不合适的关系，因为是自己选的，又有了投入，就不想承认不合适。一个观点明明站不住脚，但自己都说出口了，硬着头皮都要辩论。

没必要，承担错误没那么大负担。越早承认错误，沉没成本越小。

4.从众倾向：人会被群体气氛带走

这个就挺好解释的，我买一个东西，有可能是因为大家都在买；大家都在骂一个人，所以我也跟着骂；大家都说哪支股票正在趋势中，于是我就怕自己错过。

人在这里面时要格外清醒，从众不会自动产生理性。群体不仅会放大理性，更会放大愚蠢。

5.权威倾向：人容易相信看起来有地位的人

这个也很好理解，这话是：专家/领导/教授/说的。

6.稀缺和损失厌恶：越怕失去，越容易失控

这点说的是，人对失去的反应，比获得更强烈。也很好理解，现实生活中，遗失100块，比赚100块可难受太多了。然后就是各类饥渴营销，限时优惠、最后三天、只剩一个名额，再给整个倒计时，人的判断力会下降很多的。

7.对比误判：人不是绝对判断，而是相对判断

这个也很容易说清楚。一件衣服常年保持原价3000，现在突然降到999，你会觉得非常便宜。但如果你知道了它的实际价值只有300，那你会觉得它贵。

同理，一个人之前对你很差，后来稍微好一点，你就觉得他变好了。我们需要自省的地方在，当面对这样的想法是，搞清楚自己究竟在判断事物本身，还是在对比两个被安排好的参照物。

还有其它的我感觉都还挺好理解的，不过都有点废话……就不列举了

最后，我想了想，我读不下去，确实还是心里有东西梗着，我觉得他说服不了我。

按芒格的话，我成功，是因为我长期主义、因为我理性、我会啥都反着想、我只在能力圈内行动、我还有多元思维模型。

这些话没错，但它没法充分解释芒格、巴菲特的成功啊。

我反正会杠：芒格、巴菲特，他俩出生在什么国家；拥有怎样的家庭背景；赶上的什么时代；进入的什么行业；遇到的什么制度环境；享受的什么教育资源；认识的什么人。这些就一定不比思维模型重要？

还是得警惕那些特别像真理的话。越是像真理，就越是缺乏说服力。

原因很简单，太宽泛了。宽泛到，所有成功案例都套的进去，宽泛到，所有失败的案例也都能套进去。

无非是换个表述的事儿。

成功了，就是坚持长期主义，失败了就是一条道走到黑；

成功了，就是坚守能力圈，失败了就是不懂得变通；

看懂了吧，这种“真理之言”，最大的问题，没法被证伪。

永远记住，不可证伪的东西，也不是完全没价值，但人们往往用它来做事后的解释。

也正以为如此，这种东西解释力其实没那么强。成功的人，是因为他们勤奋，勤奋的人那么多？外卖小哥一天要送17、8个小时外卖，他们不勤奋？

呱唧呱唧说这么多，还是认为它是有价值的，可以当作一张检查清单，用来自省和跳出自我设限。

每当自己特别相信、特别愤怒、特别害怕、特别想证明自己没错的时候，拿它出来对照一下。

这是个什么问题

Tue, 19 May 2026 00:00:00 +0800

“马上36岁了，还不结婚吗？你这都成老大难问题了，怎么办啊？”

我妈，催促得越来越频繁了。

要说不慌肯定也是假的。有时候也会觉得，自己似乎已经脱离了所谓正常的轨道。但我还是会逼自己冷静下来：稳住，深呼吸，别急。

2026年已经快要过半，36岁的门槛近在咫尺。曾经想起遥不可及的未来，好像已经抵达眼前，而我仍然看不到任何机会，去找到那个关于“还没结婚”的答案，如果它真的算是一个“问题”的话。

35岁之前，总觉得一切都还来得及，时间像它看上去那样优裕绵长，机会也还充足。去年踏过35岁这条分界线，突然开始觉得命运的鼓点急切起来，时间不再像沙漏里的细线那样恒定流下，而像瀑布一样倾泻下来。

寻找答案的窗口，仿佛在不经意间错过了，命运露出狰狞的獠牙，逼着我写下答案。可我着笔，一个字写不出。人生中无尽的题目汹涌而至，再也没有缓冲，也不允许思考。那些我曾经以为已经想明白的事，那些我自以为了然于胸的答题步骤和结论，此刻全都重新迎来考验。

然而我发现，其中大部分信念都被击得粉碎。我意识到，所有过去学习到的、读到的，大多是在生命前三十多个年头里向别人借来的，其中没有几样真正算作自己的。答题的日子到了，偿还的日子到了，我究竟要凭什么，登上那趟开往下一个三十年的列车？

我想了很久，给不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开始困惑，它究竟是不是个问题。

没有愤怒，也不是不在意，就是简单的困惑：它到底是什么意义上的“问题”？

我想，如果我犯法了，那当然是问题；如果我的癌症复发转移了，那当然是问题；如果我突然丢了工作，失去了收入来源，那当然也是问题。

那些事情都有明确、可预见，甚至紧迫的现实后果，需要我立刻面对、解决、承担。

可是，36岁没有结婚，算哪门子问题？

当然，它是一个事实，它可能带来一些后果。但它真的可以直接被称为“问题”吗？

一开始，我有点分不清，大家究竟是在讨论“结婚”这件事本身，还是借由它，给一个人贴上道德审判的标签。只要一个人到了某个年龄还没有结婚，他就仿佛自动偏离了正常轨道，自动成了一个需要被纠正、被提醒、被拯救的人。

也许我并没有走在那么“正确”的道路上，但我还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需要被纠正的人。

我只不过，恰好走到了这里而已，一个人。

我承认，现下这个位置不完美，也并非我年轻时预设的36岁应该呈现的人生图景。但我不是凌波微步走到这里的。它是我从小到大，一系列选择、犹豫、错过、成长，以及命运突然插手之后，共同抵达的结果。

刚毕业的时候，我没有想结婚。那时候年轻，贪玩，心散。我记得刚到拉萨时，工作还没着落。同行的同学已经开始上班，我借住在她家，睡在客厅里那张可以放平的沙发上，白天就去网吧上网、玩游戏。后来工作了几年，人成熟了一些，有幸得领导扶持，也算有了一点进步。再后面，自我有点膨胀，决定去学校深造，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我持着开放心态，开始认真寻觅另一半拼图，畅想进入一段稳定关系。然而意外查出肠癌晚期，随后又是持续一年多的化疗和手术。

所以，今天的我没有结婚，可能不太好用一个简单的，类似于“你当初不懂事，所以现在活该”的逻辑来概括原因吧。

固然，这里面有我的选择，带着我的局限；有我主动走过的路，也有突然砸下来的命运；有年轻时的轻率不羁，也有被病痛生生打断的现实。

如果一定要说这个结果有问题，那是不是意味着，过去走过的那些路，全都错了？我的选择，全都错了？

我并不想强行说自己曾经的每个选择都正确。人当然会走弯路，会错过，会在某些阶段不够成熟。但如果一个人只是走到了一个并非社会期待的位置，就要因此倒推他的人生走错了、脱轨了、失败了，这有必要吗？

往回看，我35岁查出癌症，花一年多时间治疗恢复，错了吗？我31岁选择脱产读研，错了吗？我29岁有机会结婚却遗憾分手，错了吗？还是我高考完，憋着一股气必须离家远远的，毅然选择西藏，错了？

不得不说，这种倒推既轻佻，又不负责任。

人生不是考试，不是最后没有写成标准答案，前面的每一步就都全部判错。

更何况，结婚还是不结婚，本来就是个人选择。它可以有好坏，可以有得失，可以有代价，但不结婚，不应该说成“错”，不应该说它是个问题。

有些东西很容易想清楚，比如：一个人结婚，不证明他就可以更成功；一个人不结婚，也不必自动证明他会走向失败。

我的意思，不是说不结婚没有任何后果。

当然有。

就拿我自己的情况，36岁，经历一场大病，我怎么可能天真地相信，一个人生活可以避免掉所有风险？

没有伴侣，意味着以后生病时少一个最直接的照护者；没有孩子，意味着晚年支持我的系统更脆弱单薄；长期单身，也可能意味着很多情绪、经济、生活上的事情都要自己承担。

最紧迫也最现实的，还有两个星期要去做半年一次的大复查，至今没找到人可以给我无痛肠镜麻醉签字。

这些我都知道。

可是，任何选择都有后果。

结婚有结婚的后果，不结婚有不结婚的后果；生孩子有生孩子的后果，不生孩子也有不生孩子的后果；读研有读研的后果，不读研也有不读研的后果。

人生很难说哪一条路就完全正确，而另一条路完全错误。更多时候，我们只是选定一条路，然后付出应有的代价。

不结婚，可能会面对孤独和照护的风险。

可结婚，就一定幸福吗？

我自己的父母，从我记事起就三天小吵、五天大闹，最后不欢而散。离婚之后，仍然互相埋怨，怨心难解。那样的婚姻，难道就解决了人生问题吗？

或者说，只要结婚，一个人就自动完成了某种人生任务？

我也知道，不能因为亲眼见过不幸的婚姻，就否定所有婚姻。婚姻可以很好，可以温暖，可以成为两个人共同抵御人生风雨的方式。

我只是想说，这种幸福，不会自动生效。

有人形容幸福的家庭是彼此的避风港，这确实很美好。可如果避风港里也狂风四起，那人又该退到哪里去？

所以，当别人说“你赶紧结婚，这样问题就解决了”的时候，我总觉得这件事很奇怪。

结婚，到底解决了什么？

如果我的问题是孤独，那么随便找个人结婚，真的能解决孤独吗？

如果我的问题是未来生病没人照顾，那么一段仓促而不稳定的婚姻，真的能提供照护吗？

如果我的问题是父母焦虑，那么我为了平息他们的焦虑而结婚，难道不是把自己和另一个人一起拖进更复杂的麻烦里吗？

如果我的问题是没有遇到合适的人，那么“赶紧结婚”本身又怎么可能是答案？

况且，婚姻也不是一个人能单方面完成的任务。

强权即正义

Sun, 17 May 2026 00:00:00 +0800

最近《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大火，前两天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看了，结果整场下来哭得稀里哗啦，也想强力荐给身边的亲友。

本来琢磨着写一篇影评，表达对电影的喜爱，也把推荐理由说清楚，于是去各大社交媒体平台搜了搜其他人都怎么赞美这部电影的。看了一圈，夸来夸去，无非那些话。意外的却是看到不少人在屏摄帖子下当起纠察队，义正辞严地回复，纠正发帖人不要屏摄。

有意思。

这让我想到一件过去发生从未提起过的，略微尴尬的事，不过这先按下不表。

屏摄当然是错的（屏摄指在电影院观影时，使用手机或相机拍摄银幕画面）。

这点没什么好争论。在电影院里举起手机，亮起的屏幕会刺到后排的眼睛，快门声会打断旁边人的沉浸，闪光灯突然闪起更会让旁人怒火中烧，拍下来的东西还可能侵犯版权。不做这种事，是一个现代人最基本的自我约束。

但至于错到要坐牢吗？

有人引用香港《防止盗用版权条例》，里面就有提及影院内禁止拍摄录影，还把香港影院影厅外的警示牌拍了照发出来作为引证，上面写着：不得拍摄，否则会被刑事指控，最高可被罚5万块，监禁3个月。

我大概明白香港为什么把版权看得这么重，电影产业曾是它的命脉，版权制度也是它做国际贸易港的底子。我同样也认同那种“破窗效应”式的立法逻辑，务必把水龙头拧到最紧，一滴都不许漏，才能保住整个电影产业的盘子。

可理解归理解，真落到某个人头上又是另一回事。我真的很难说服自己：如果某人只是因为在影厅里拍了张电影开头的银幕照片，发了个朋友圈，就要被带走、被立案、留下案底，这社会留给个人的自由空间，是不是也太逼仄了？

我觉得，所谓反屏摄，应该是一条画给自己的红线。反屏摄的正确用法，是每个人在心里默默守好自己的行为底线：我知道屏摄不太好，所以我选择不这么做。这是一种向内的事，是自律。就好比我们只要管住自己不在地铁里吃韭菜盒子就行，没必要攥着口气清新剂到处喷别人嘴。

但现在很多人把它变成了一杆枪。网上见人发个屏摄照片，不管别人发的什么，就要先突突突一番指责；现实中看见前排举起手机，就恨不得立即当场执法。稍微想想，比起讨论电影本身要费脑子，指责屏摄算网络上最安全的道德发言了，还有一种即开即得的正义快感，成本低、共识强、绝不会翻车。

不过，这不太对，也让人不舒服。且不说上电影院，掏手机记录眼前的美好居然变成一件犯法的事情，这有多离谱。更不舒服的点还在于，本来一件“对的事情”，现在被人当成枪来使。

固然，“屏摄不好”是基于当前社会共识的事实判断，这没任何问题。可如果因为这个判断，一个人就获得了居高临下纠正别人、教导别人、甚至当众审判别人的资格，这里面肯定混进了某种别的不对劲的东西。

我因此想到了福柯的《规训与惩罚》，想到权力如何被悄悄“外包”给了每个普通人，社会规范又如何把活生生的人一刀切进“正常”和“异常”两个格子。但这些毕竟离题太远，就不展开了。

说一千，道一万。我坦然接受“不该屏摄”这个针对自我的道德要求，但我十分讨厌任何人以“教导”的姿态来告诉我别屏摄。

倒不是因为我不懂这些大道理，只是懂了又如何，现实里管用的从来不是道理。

我想起《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和色拉叙马霍斯那场经典辩论，色拉叙马霍斯上来就扔了一句狠的：“正义不是别的，就是强者的利益。”在书里，他只是个辩手，一个被安排来挨打的角色，苏格拉底一套组合拳下来，他哑口无言。但在现实里，色拉叙马霍斯那句话才是日常。

这一点，我是有切身体会的。

我前面没讲的那个尴尬故事，其实很简单：那年去电影院看《碟中谍7：致命清算》，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拍肩膀提醒前面那个大哥看电影别打电话，影响到别人观影了，他没应声儿，然后随着我语气一次比一次强烈，他猛地站起身，转过头，狠狠给了我一巴掌，说：

“就你喜欢多管闲事，是吧？”

说老实话，那是我最认同色拉叙马霍斯的一次。

站的太高，迟早有人会把你请下来。

划不来

Sat, 16 May 2026 00:00:00 +0800

在高强度网上冲浪，看到两个人因为小米汽车销量吵起来了。起因是一个人在小米汽车销量夺冠的帖子下，评论了句：“说实话，多用点小米的其他产品后，就不会愿意买小米的车。”

另一位自称买过五辆车、现款购入小米 SU7 且已开了一年多的车主随即反驳，认为小米的核心就是性价比，30 万的车比其他同价位车更有性价比。发帖人也帮腔，说小米车机系统国内顶级。评论者却不买账，认为小米的东西“能用”和“好用”体验差异很大。

双方就此拉锯。车主以丰富的驾驶和购车经历佐证；评论者则坚持“再开几年就会有不同体会”。争论升级后，车主一句“希望你过几年也能毫不费力地随便买 30 万的车”，火药味骤浓。评论者反击对方“买20 多万的车就高高在上”“不知道哪来的优越感”“遇到小米车都躲远一点”；车主则反讽对方“看到别人开自己买不起的车就骂别人大笨蛋”，继而扣上“华为和鸿蒙拥趸”的帽子，

最后双双以互称对方“小丑”收尾。

围观这场争吵时，我本来想留几句言，后来又觉得，留言后，双方其实无所谓你发表了什么意见，只在乎你站在哪一边。

行吧，反正这也不是我的因果，就酱吧。

不过，这倒激起了我的表达欲。过去我也常陷在这种无谓的争论里，跟某个ID隔空对轰，99.99%的结尾也是相互拉黑，草草收场。

时间久了，也逐渐有了心得，那就是——纯属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干。

哈哈。

当一个人已经事业有成、物质丰裕，就像这里面这位大哥，先后现款买过5辆车，买车跟买玩具一样随便，其实没必要在这样虚拟的言论场跟一个nobody吵来吵去，我后面会解释。

转念一想又挺正常，这些人现实生活中带着面具，扮体面、装优雅都装得皮痒了，总得找个出口宣泄一下。不让别人知道自己过得好，仿佛这些成就就不存在，买的这些身外之物价值也大打折扣。

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里举过一个例子，说楚霸王项羽攻占咸阳、分封诸侯后，有人劝他说关中四面险阻，土地肥沃，可以建都称霸。项羽见秦宫已被烧残，而自己干这么大事怎能不让父老乡亲知道，于是说出那句“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

这也算古今相通的人性了。

说回来，身陷语言交锋时，人们最执着的，往往是证明自己对、别人错。证明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亮出扎实的论据，以便证明比别人更有话语权。就像这位大哥给出的：五辆车、通通全款、买车为了玩。

但喜欢用“我拥有”来为“我说的对”背书，在我看来，是一种特权的诱惑，也是一个很难不跳进去的陷阱。

说它是陷阱，因为在现实中，物质标签确实能兑换一部分话语权，开什么车、挎什么包，住什么小区、戴什么表，这些都是沉默的身份证明。只是网络剥离了这一切。在匿名或半匿名的舆论场里，你的五辆车和别人的五毛钱键盘，在物理层面没有任何区别。你话语的分量，挑起多少情绪，才是你的资本。

但有些人嘴皮子就是不太行，也说不过别人，只能掏出现实中的“我拥有”，想去为自己兑换一些认可和别人的臣服，这哪行呢？网络不是这么玩的，顺着网线可递不出真实的纸币。

相反，这种急切的自证行为，只会暴露现实中的这人可能也没多少实力。真正现实中有绝对实力的人，不需要通过表达“我拥有什么而你没有”来给自己提供某种资格认证。我看到今天的热点新闻，是英伟达的CEO黄仁勋在北京街头喝蜜雪冰城、喝豆汁，我很难想象一个场景，就是他在说每句话之前，先强调英伟达市值多高？

那为什么独独你需要一个可以供自己爬上去的梯子？又为何急不可耐的在论战中亮出拥有的资产清单？这说明你站得也不是那么高嘛，至少，你自己也摸不准自己的真实位置嘛。

而且网络舆论场有个奇怪的规律：越是标榜自己“配得上”，越容易激起别人“恨你恨得牙根痒”的反弹。

所有履历和物质标签，并不能为人的话语增加半分说服力，相反它体现出一种焦虑，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有资格开口。你拿“配得感”作炫耀，颇有些狐假虎威的样子，只显得人内核孱弱。

即便你的观点是对的，当你用“配不配得上”来稳固自己的观点时，受众只会看到你秀出的满满优越感。

除此之外，这还是一场强弱不对称的争吵。甚至，在虚拟舆论场里，强弱是颠倒的。那些现实生活中弱的一方其实占尽优势：他是无名之辈，一无所有，亦无可失去。而你已经拥有太多。一个家徒四壁的人，不会因住所从公园长椅换到桥洞而遭更多鄙薄；但你若稍有出格，处境只会比他更糟。所以，吃亏的注定是你。

这就像你坐在小米SU7里摇下车窗，停下车和雨中猛蹬共享单车的人对骂。骂赢了，仍然不影响雨点泥巴透过车窗溅到你脸上；骂输了，你还要赔掉体面。

对旁观者而言也一样。看到这样的争论，并不会让他坚定去支持谁，但一定会让你看上去油腻至极，那种借着物质财富贬低他人的姿态，那种“我开过五辆车所以我有理你闭嘴”的居高临下。

或许旁观者会承认你强大，但也会觉得你就是个空壳。

有一说一，小米Su7是辆好车，好的东西独享有啥不好？实在搞不懂，有这时间，坐在小米SU7里听着歌，开着空调，欣赏窗外的行人淋着雨奋力蹬着共享单车，不舒服吗？还更有意境一些。

依旧那句话，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干。

写到这里，OK打住。司马迁对那个故事的结尾是：“烹说者”。那个建言的人被项羽丢进锅里煮死了。

虽然那个人说的是实话，他说：“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

嘴这么贱，好像也不冤。

鹤立鸡群

Wed, 13 May 2026 00:00:00 +0800

有些童话故事，我们从小就听过。比如丑小鸭变天鹅，灰姑娘穿上水晶鞋，青蛙被吻了一下就变回王子，它们讲的都是一种身份错配，最终被纠正，迎来如现实短剧般爽快的结局。

这些，讲的都是那种，此刻的你也许卑微、难堪，不起眼，但忽然真相大白，世界立即将属于你的那份荣耀双手奉上的童话故事。

不过，它们都是——童话故事。现实往往不这样。

小时候的我们听到这些故事时，鲜少有人会把自己代入鸭群里面那些真正的鸭子，代入灰姑娘那两个势利的姐姐，代入池塘里其他九十九只从未被吻过、也永远不会变回王子的青蛙。

每个人（包括我）都默认自己是丑小鸭，是灰姑娘，是那只“唯一的”青蛙。

可，如果只能有一个主角，那谁是那个主角？或者问，那些反面配角，究竟在哪里？

朋友入职一家公司参加培训，给我分享了培训体会，说：“今天培训上听到一句金句：不要鹤立鸡群，要离开那群鸡。”

我明白这句话的本意是，与其在平庸的环境里做最突出的那个，不如直接离开那个平庸的环境，去寻找更优秀的群体和更高的平台。这个道理简单通透，我确实认同。

我听到这个金句后，内心想表达的，却是一段不大合时宜的话。我最终没有把它贸然说出口，换之以肯定和鼓励，就过去了。

原本打算说的那段话可能有点煞风景，伤感情，因此我没有直接回复朋友。现在把它写出来，也许可以表达得更清晰，也更普适一些，这样看上去攻击性没有那么强，不太像是泼冷水。

正如我开头写的，我们在听所有童话故事时，都会自然把自己代入那个唯一形象，而不是那些边角料角色。这当然是作者写这些故事时的主次安排，没有任何问题。

只是我觉得，因为“鹤立鸡群”所以要离开鸡群，这种想法映照到现实中，是很危险的。危险的点就在于，和童话故事一样，如果这个成语形容的是一个团体，现实状况大概率是，这个群体中的所有人，都不会认为自己是鸡，只会默认自己是鹤；同时，仍然是这群人，也都会默认其余人是鸡。

这就形成了一种集体幻觉，每个人都在内心俯视别人，每个人又都在被别人俯视。一屋子鹤，没有一只鸡。

而跳出这个滑稽的局面再看，就鹤立鸡群这个成语本身，哪怕只是从字面上推演，也确实隐含了鹤终会离开鸡群这个结果。

还是那个问题，如果所有人都自认是鹤，那究竟谁是鸡？

有一个很直观也很真实的判断方式，即像朋友听到的那个金句一样，看谁真的离开了这个群。

于是，我们就得好好拷问一下内心，问问自己敢不敢离开当下所在的这个群。毫无疑问，只有那些敢离开、会行动的，才会是鹤。

如果连想想的答案都在犹豫，不敢离开，打打嘴炮抱怨的，无一例外，都是鸡。

想完了，遂放下自我，安心当一只鸡。

话说回来，我们最好警惕那种自认为与众不同的想法，更要对因为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就想刻意离群的念头保持谨慎。

有时候，我们喜欢说某个人在“作死”，英文说“no zuo no die”，常形容一个人原本已经生活顺遂，衣食无忧了，结果好日子过腻，非要去寻求点刺激，去追求自己所谓高远的志向，然后咬住了社会物欲递到眼前儿的钩子，把自己吊到半空，既不想放开钩子，又不想摔到地上，于是进退维谷，直到气力耗尽、幻想落空，才猛然跌下，落得遍体鳞伤。

可他们当初往上跳的时候，没人告诉这是作死。递钩子的人管这叫“勇敢”，管悬空叫“突破”，管坠落叫“试错”。

这让我想到这些年网络上流行的另一句洗脑话，叫：人要勇于跳出舒适圈。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提到过一个比喻，凡离开城邦者，非神即兽。当然他这个观点的核心前提是“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不过那不是我这里想借用的重点。

就我自己的经验来看，“人要勇于跳出舒适圈”这句话显然是个陷阱，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不会主动往陷阱里跳，除非受些别的因素诱惑。所以我想，它是个陷阱不假，但这条路能通向的美好之地肯定存在，人们也确实见过其他人抵达。于是大家才会前赴后继，即便明知有陷阱也在所不惜。

因为别人趟过了陷阱，所以自己也行，因为乔布斯、马斯克干成了，所以自己也行。这种逻辑带着一种清澈的愚蠢，几乎等于：他们能干成，他们是人，我也是人，所以我也能干成。

放回亚里士多德的语境，神和兽之间，他们显然不会是那头离开城邦的兽，所以他们必然是离开城邦的神。只是他们都忘了，亚里士多德在说完这句话后，还跟了一句话，大意是：大多数人二者（神兽）皆不是。

人经常被自我欺骗，“认为自己不一样”这种想法，其实是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把人们托到如今天这样高企的发达文明，另一方面，它的底座，都是由那些同样有这样想法、却最终走向自我毁灭的人筑成。

每个人都可以心比天高、志向高远，人类文明的上限毫无疑问也是这些星光熠熠的人拔高的，但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有一点最简单的自知之明。

大可做一个简单的换算，人买彩票中大乐透的几率大约是两千万分之一，而世界出一个马斯克的概率，粗算下来还要比中一次大乐透还要难上400倍。

你都没有中过一次彩票，凭什么相信自己能鸡群里面的鹤？凭什么相信你能爬出那个陷阱？你还不如相信我是秦始皇。

抱歉，我不是秦始皇。

我自知我是鸡，乐而为鸡。

一眼AI

Wed, 06 May 2026 00:00:00 +0800

随意刷社交软件的时候偶然刷到这个视频，刚好我几个月前写过一篇文章《谈谈AI写作》提到过，还是想再聊聊这个话题。

我当时的观点是，借助AI写作，把AI用作更好呈现自己表达的工具，这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在于使用者是否拥有真实的思考与清晰的观点。我也举了与视频中类似的例子，使用AI如同开车前往某处，只要能到达目的地就好了，难道还必须亲自走着过去才算数？

但后来越想越别扭，连自己都说服不了。为什么？我明明也靠AI把浅薄的想法润得流畅准确，转头却对别人做同样的事心生不屑。这心虚和轻蔑拧在一起，我没法理直气壮指责任何人，包括自己。

这个别扭一直梗在心里，直到后来我试着把问题写进笔记软件，围绕它一点一点拆解，把冒出来的每个念头记录下来，再像搭房子一样，一层一层往上垒。那些原本只是模糊的不舒服，才慢慢变得清楚起来。

我觉得这当中有两层东西需要分开来看。

**第一层，使用AI确实不该被道德化，**这是这段视频，包括我此前那篇文章有道理的地方。站在“AI只是工具”的角度替AI使用者辩护，也就说得通了。工具就是拿来用的，笔是工具，汽车是工具，筷子是工具，手机、相机、电脑也都是工具。既然如此，AI为什么不能是工具？

我们利用AI做我们想做的任何事，写作、画图、敲代码、整理材料、生成方案，有何可耻？不就跟我们用搜索引擎、用Word、用PPT模板、用摄影滤镜一样，工具进入创作过程，并不会自动取消成果的价值。

所以，单纯因为“这是AI写的”就否定一个东西，确实有点粗暴。

但还有第二层：刺痛我们的，很多时候跟“使用AI”没多大关系，是一些别的东西。

面对别人善用AI产出成果时，我们产生的那种不舒服、嫉妒、不屑，似乎并不是面对其他工具时会自然产生的情绪。

首先，我确认这种情绪是真的。因为我常常会在看到某些内容时，本能地冒出一句：“一眼AI。”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里确实带着一种瞧不起。

矛盾之处在于，我自己也离不开AI，也需要AI辅助。那我，和那些被我不屑和嘲讽“一眼AI”的人，究竟有什么本质区别？

当然，我不想把问题滑向一种简单的相对主义：比如标榜“我的内容里面包含的个人思考更多，别人基本上全靠生成”，或者干脆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大家都一样”，取消这个问题本身。

这种区别所分离出来的核心追问是：为什么同样是工具，AI带来的心理反应，和筷子、汽车、笔这些工具完全不一样？

如果吃饭用筷子、出门坐车、写字用笔，真的可以和使用AI类比，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不会在乎这些事？

为什么一个人坐车到了目的地，我们不会说“这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汽车带你去的吗”？

为什么一个人用笔写了一手好字，我们不会讥讽说“这不就是笔写的吗”？

为什么一个人用筷子吃饭，我们也不会觉得他在作弊？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因为这些工具已经完全普及了。我们自己也会用筷子，也会坐车，也会用笔。所以它们不再构成某种能力差距，也就不会激发嫉妒、不甘或者鄙薄。

这显然不是全部。

先来做个思想实验。设想一下，如果乘坐时光飞船回到久远的过去，回到第一个使用筷子的人、第一个发明汽车的人、第一个用笔写字的人所处的时代，周围那些第一次看见使用这些工具的人，会不会像今天我们看见别人用AI生成漂亮文字时一样，心里生出鄙薄？

我很难想象他们会真的嗤之以鼻。他们可能会惊讶、困惑，甚至觉得怪异，但未必会说：

“切，这不是你厉害，这是筷子厉害。”

“切，你能跑那么远，不是你有本事，是汽车有本事。”

“切，你写出字来，不是你聪明，是笔厉害。”

为什么？

这说明，我们对AI的不舒服，可能不是单纯来自“工具”本身，而是这个工具代劳的部分，和其它工具不一样了。不论是筷子、车子、笔，它们都增强了人的能力，但没有直接伪装成人具备的内在品质。

汽车替你跑，但不会让别人误以为你是长跑冠军。

筷子帮你夹菜，但不会让别人误以为你拥有高贵人格。

笔帮你写字，但不会让别人误以为你有思想，除非你真的写出了思想。

可AI不一样。

AI生成一篇文章，它呈现出来的不是一个外部动作，而是一种近似于人的内部能力：语言、判断、情绪、逻辑、修辞、思想姿态。

AI侵入的这些领域，在过去不仅仅是一种运用工具的技能，还是一种“人格”证明。

如果一个人文字写得好，我们通常会默认他读过许多书，思考过很多问题，经历过长时间训练，忍受过许多枯燥的积累。优美的句子、清晰的逻辑、深刻的洞察，背后通常对应着他们的长期付出。它不仅体现天赋，也体现寒窗苦读、反复练习、持续思考。

因此，对我们来说，使用文字的能力，从来都不只是一种“结果”，它就是隐藏着强烈的道德意味：因为你为此付出过卓绝的努力，所以你配得上这种表达，也配得上大家的赞誉。

只不过，AI已悄然改变这件事。

AI让一个人可以在极短时间内，生成一篇结构完整、语言漂亮、逻辑顺滑、情绪饱满的文章。也就是说，它让人类千百年来一直需要长期训练才能获得的外在效果，变得可以快速复制。

这让人愤怒。

不仅仅是你用AI开了“外挂”这么简单，而是：你似乎绕过了我们过去认为必须付出的过程，却得到了相似甚至更好的表达效果。

这时，读者心里会产生一种被冒犯的感觉。因为过去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才华，常常是通过他的文字、表达、审美、思想来判断的。可AI一来，这些外在信号突然变得不可靠了。

于是我们看到一段漂亮文字时，不再能自然地相信：这是一个人真实的积累、感受和思想。我们会怀疑：这到底是他的能力，还是模型的能力？这是他的感受，还是生成出来的感受？这是他的审美，还是工具替他完成的审美？

“一眼AI”这句话，看上去在贬低别人的作品，或者说贬低别人的人格，追根究底，是种恐慌：我们好像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判断一个人的真实能力了。

显然，这和筷子、和汽车、和笔，都不一样。

筷子帮助人吃饭，但不会伪装成你拥有礼貌和修养；汽车帮助人抵达目的地，但不会伪装成你拥有充沛体能；笔帮助人书写，但它不会替你生成思想。

可是AI不一样，它不仅提高效率，还能直接模拟那些过去被我们视为“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语言、判断、情绪、风格、创造力。

我之所以会轻佻的说出“一眼AI”，我想也是出于对旧有秩序的无意识维护，即只有辛勤付出努力才能收获回报。在那个秩序中，一个人写得好，意味着他经年累月的积累；一个人表达得漂亮，意味着他真的善于组织语言；一个人观点深刻，意味着他真的深思熟虑过。

但现在，这些判断都被AI弄得模糊了。

古往今来，我们都会羡慕那些兑现天赋的人，会嫉妒那些更比自己懂得表达，更有才华的人。如果对方的才华是真实的，我们即使嫉妒，心底往往也会承认：他确实厉害。因为他读过，他练过，他想过，他付出过，它理应得到。

AI介入后，事情开始变得暧昧。我们不知道该羡慕或者是嫉妒谁？又羡慕或嫉妒什么？

羡慕这个人，还是羡慕他手里的工具？

努力与天赋

Mon, 26 Jan 2026 00:00:00 +0800

算是一些碎碎念。

今天看到一句话，算得上以前自己奉为圭臬，也常挂在嘴边自我鼓励的一句话。

是这么说的：

「就大多数人的努力程度之低，根本轮不到拼天赋。」

可能也是这一类“格言”存在的共同悖论，如果要吸引眼球，就必须足够简洁、观点清晰、有冲击力，但是往往也意味着经不起细细推敲。

上面句话也一样。

从宏大叙事的角度来说，这句话肯定没毛病，大多数抱怨人生不公的人，确实都没有正儿八经努过力，只顾着怨天尤人，这样的人毫无疑问存在。

但现在我觉得这句话没有那么对，最起码不能贸然把这句话视作我们的行事逻辑，以及对待他人的原则。

最首要的，如果我们持这样的“优绩主义”思考原则，总会对那些实际上弱势群体缺乏必要的同情心，一句他们活该，就在自己和他人之间建立起一道隐形的“隔离墙”，像一条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的免责声明。

有没有可能因果倒置，很多底层劳动者，他们所呈现出来的“不劳动表象”，比如不动脑子的低效劳动，或者无暇学习，是他们现实处境造成的结果，而不是没有取得成绩的原因。

当然，这算是对“优绩主义”的一种反思，我前面也介绍过很多，比如桑德尔的《精英的傲慢》一书。

不过，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呢？我有两点浅显又无奈思考。

第一点很好理解，我也反复提到过。撇开天赋不谈，究竟从哪里冒出来的自信，让我们随随便便就对一个外人努力与否，努力到何种程度做出评判。

得认真思考，这种对别人的评判是否过于轻佻，我们不是别人，根本不知道别人受什么客观条件制约，又在多大程度上尽了力。

第二点就比较直接和尴尬了。因为我发现，自己年过35岁，似乎也属于一事无成的状态，尽管没有太糟糕，但显然不能算成功。

当不再是仍然充满无限可能的年轻人，当预料到自己不仅平凡，且会一直平凡时。上面那句话就更加扎眼，还无法避开，让人想反驳，又不知从何反驳起，双拳握紧，只能狠狠砸向空气。

于是，只能任凭这句话压在肩膀上，又实在不甘心，总觉得有点过于苛责了。

人没法逃避内心的自我拷问，那个尴尬的问题总是会不停从心底里升起，那就是：

到底要多努力，才算努力？到底要多努力，才够得上拼天赋的门槛？

因此，问题就在这。

天赋和努力，有这么泾渭分明吗？

所谓成功，真的可以这样线性吗？要用尽万分努力到某一个阈值后，才被宣布够资格，站在一个比拼天赋的舞台？谁又有资格宣布我终于够格站上这个不存在的舞台？

我想，最大的伤害，可能还是对个人，就像我没法逃避这个问题，只能受到它如煎熬般的拷问。是不是最终只能无力的承认，在无力中，又继续归责到自己不够努力。

确实残忍。

我还是那句话：

复杂的社会分层问题，粗暴地归因于个人意志力的强弱，不公平；弱者，不应该，也承担不起系统失败的全部责任。

我们看见身陷泥潭、挣扎求生的人，还在批评他泳姿不够努力，这样合适吗？

谈谈AI写作

Sat, 17 Jan 2026 00:00:00 +0800

最近读公众号文章，除了在和强烈的算法“钩子”做斗争，努力不去看那些算法认为我想看的文章以外，最明显的感受是：AI写作越来越多了。甚至像前段时间广受口诛笔伐的闫学晶，她发出的道歉文，以我的判断，也无疑出自AI之手，实在缺乏个人真情实感。

我怎么看待这件事，首先我大方承认，我自己确实经常用AI润色文章。有时用DeepSeek，有时用Kimi或豆包；每篇文章的配图，也全都交给即梦AI生成。它或许没有Midjourney独特的艺术质感与表现力，但对我而言，足够用了。

不同AI润色风格，就我使用体验而言，如果不特别提示，DeepSeek的遣词偏于华丽，豆包文风更平实，Kimi则喜欢故作深沉，刻意营造哲理感。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用DeepSeek最多。但越是近来，我越讨厌把自己写的东西丢给AI润色。原因很简单：看腻了。腻到只要对一篇文章心生怀疑，就立刻关掉，不想多读一个字。

这其中还隐藏着另一个原因，是看得很累。AI润色过的文字，往往文笔流畅、情绪饱满，却常给人一种精心编排后的倦意，好像所有的触动都被设计好的。

后来我想，或许因为AI太擅长模仿人类煽情的形式，太知道如何勾起情绪。

人们容易被这些话语撩拨，但看多了就会发现，它们多半在重复相似的套路：满篇的“不是…而是…”，动不动“本质上”，跟谁都来给你“接住”，万能的“你以为A，其实是B”，各种强调的双引号、转折或引申的破折号，还有泛滥的排比、对仗，以及文章最后，总要缀上一个“带着余韵的点睛之笔”。

起初我也相当沉醉，甚至自觉采纳。现在回看，絮絮叨叨、吞吞吐吐，那些华丽文字看上去在帮助推进情绪，实际上如同隔靴搔痒，比便秘更难受。

AI能为干瘪的文字补上丰沛的情绪外壳，让人读罢感慨“写得真好”。但人终究是有阈值的生物，无论享受还是忍受，吃饱了都会撑着难受。当刺激不断被重复，共鸣便迅速滑向厌倦。

所以，看多了AI稿，人会慢慢回过神来：那些煽情和华丽背后，常常空无一物。许多被润色的文章，不过是一点日常牢骚或浅显道理，却被修辞层层包裹，制造出深刻的假象。信息密度，稀薄得可怜。

与此同时，人也会很奇怪地生长出一种微妙的分辨力，总能够隐隐地、直觉般地感知到，哪些内容是出自人脑，哪些是出自算法。

或许在AI的逻辑里，所谓“好表达”，就是通过概率计算得出的、最能引发共鸣的“最优解”。而最优解，自然可以无限复用。就像功利主义的观念，社会的终极善，就是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嘛。

AI根本不知道“边际效益递减”的现实意义，而“边际效益递减”的现实体验又是如此真实，再爱吃的东西，顿顿吃也准保吐，无一例外。

所以说，AI无法理解人的限度。而人，恰巧正是这般挑剔又神奇的物种。

那么，作为写作者，使用AI是否应该抱持某种道德愧疚感？毕竟不是每个字都出自本心，被批评时总显得脸面发热，被赞美时又不免心虚，仿佛配不上那样的褒奖。

但我并没有纠结太久。我想，等时间再久一点，大家都会慢慢对这种模式习以为常。就像如今很少有人会指责女孩子用美颜滤镜修饰自拍，而放在几年前，大家还会为这张照片有没有P过争个面红耳赤，必须力证是照片而不是“照骗”。

对人来说，和所有其它工具一样，AI也是工具，我们为什么要对使用工具心生愧疚？我们从A点到B点，会因为选择了开车而不是走路，没有完全依靠腿力抵达就心生愧疚吗？我们做数学计算，会因为使用了计算器，而没有用珠算或者心算就感到不安吗？

当然，有人会反驳，说我在偷换概念：开车、用计算器是为了提升效率，而写作关乎创造性表达、关乎人的诚信，二者有本质不同。

我完全同意。写作固然关乎创造与诚信，但也正因如此，我们才更应思考清楚，我们不该让渡给AI的，究竟是什么？

我想，问题关键或许在于想清楚，我们为何能轻易辨认AI文本？又为何对那种“片汤话”风格如此敏感？

因为那样的文字，只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空洞大道理，没有来自具体的“人”的思考过程和观点，而具体的“人”的观点，总是带着具体的“人”的局限性，和其他人不曾拥有的现实条件与制约。说白了，没有“人味儿”。

它只是在键盘上输入一句“请生成一篇XX文章”，然后看字符鱼贯而出，拼凑成看似像样的篇章。

在算法的世界里，这不过是一场概率游戏，AI只知道下一个词接什么可能性最高。

所以，我的结论是：用AI是一回事，如何使用是另一回事。只有当自己的思考足够清晰、深刻，AI才能成为得力的助手，将你想表达的观点准确、有力地呈现出来。

要知道，经历、思考、和观点，必须是自己的，你必须得从真实里去汲取这些。

就拿我来说，我的病是真实的，眼里的风景是真实的，身体感受到的痛苦是真实的。因此，即便借助AI记录，那份感受的源头依然真实。

就像我发了张精修的自拍，你们清楚地知道，那还是我，你们会因为我修了图而愤懑不已吗？

但我让AI生成一张“全世界最帅的男人”的照片，我会说那是我吗？

其实就算这种想法，也挺多余。因为现实更为讽刺：相比在这讨论AI写作的道德正当性，这世上还有数不尽的人，即便手握AI这把万能钥匙，也丝毫没有推开“表达”之门的欲望，哪怕只是说些片汤话。

不过关于AI，我还有个有趣的联想。

初中时，有次语文考试我因为作文倾向不对没有分，导致考试不及格被罚站办公室，于是我目睹语文教研组办公室里的老师们围成一圈，笑看某位同学语文卷子上一个离奇滑稽的“神答案”。

标准答案千篇一律，而错误，尤其是那些离奇的、充满想象力的错误，才让人津津乐道。

AI就像那个永远给出标准答案的模范生。它不会犯错，也不会给出意料之外的“神答案”。

有时我就想，我们对AI生成文字的反感和厌倦，可能有点类似老师批改试卷，举目皆是正确答案，每份都是工工整整的满分。

正确答案嘛，确实无伤大雅，却也无聊至极。

是啊，天天只看正确答案，那能不腻吗？

本篇是AI生成的吗，我不好说。好在我新结识了两位小朋友，小秋、小欢，在她们步履轻盈穿梭于书店的吧台与各个角落时，我把这些字一个一个敲出来。

谢谢她们。

局限

Wed, 31 Dec 2025 00:00:00 +0800

最近，我和母亲的交流越来越少。根源在于我们对许多事情的看法大相径庭。每次沟通，谁都说服不了谁，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不可理喻的顽固派。

直到现在，她仍常试图说服我，转发许多我嗤之以鼻的公众号文章给我。而我早已放弃争辩，不再费尽心思劝她，也不在行动上明里暗里使绊子，整体持一种“并不认同，但保持尊重”的态度，毕竟每个人都有选择相信什么、做什么的自由。

有趣的是，她对我的判断，与我对她的判断几乎一模一样：我们都认定对方困在认知的局限里，而自己才是突破局限的那一方。

不过今天，我并不打算用这篇文章证明自己认知高人一等。我曾经试过，效果甚微。比如在是否选择中医治疗这件事上，我曾给她写过一封长信，列出好几条理由。母亲看完虽感动，可转头还是信她信的那一套。

因此我不想再费口舌非要证明我对她错，更何况也证明不了，旷日持久的中西医之争至今未有定论，观点之争又哪来的绝对对错呢？

但这让我想起高中时的一件小事。那时我有个好友R，拥有一台堪称“梦幻”的顶级电脑，配置足以碾压当时网吧的豪华包厢，能让《极品飞车9》的世界在他卧室里流畅运转。放学后，我们好几个同学一起，总是像朝圣般涌向他家，等着玩游戏。

可惜僧多粥少，我常要扒在那个游戏椅后面许久才能轮上一把。直到有天晚上，等他游戏通关后睡着，其它同学也悉数散尽，我终于独占了那个虚拟的驾驶舱。于是我戴上耳机，悄悄玩了一整夜，把游戏里最长那条赛道的圈速跑进了8分半。关掉电脑时，已是第二天早上七点。

整整一夜，我驾驶着游戏里最快的赛车，在那条经典赛道反复跑了至少六十遍，每一个弯道、每一处飞坡、每一条近道，都如同呼吸般刻进我的肌肉记忆。当我把圈速定格在8分30秒且尝试数次未能接近时，我感叹自己像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样，沉浸在近乎神性的“人车合一”境界之中。我无比确信：这就是极限，是物理引擎与人类反应的理论终点。

然而，这种确信在第二天夜晚瞬间崩塌。

我带着“独孤求败”的傲气向R展示成绩，R只是随手接过键盘，第一把就比我快了10秒。随后，他像是在闲庭信步般，一次次刷新着那个数字。等我要离开时，那道我以为不可逾越的叹息之墙，已经被他又向前推了整整30秒。

我站在他身后，呆呆的盯着屏幕，心里暗叹：原来，还可以这样走线？原来，这里竟不必减速？

回到家，我在床上辗转反侧，脑海里全是R那些离经叛道的跑法，也不容我多想，我全部都刻印进脑子里。次日再战，我竟也轻松快出20多秒。

后来我曾反刍这段经历：那晚我彻夜奋战，拼尽全力跑出8分30秒，便以为那是极限。可这“极限”其实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只因为我信了，也就失去了突破的可能。直到亲眼看见朋友随手打破它，这个所谓的极限瞬间崩塌，我也随之进步。

所以，认为“8分30秒是极限”这个想法本身，就是我的局限。而这种局限，其实是匮乏的代名词，因为没见过真正的高手，我便狂妄地将自己视作丈量游戏世界的标尺，以为已然触到天花板。

现在回想起来，最荒谬也最真实的是：那时的我，真真切切地相信那就是极限。

这不正是我们面对世界时的常态吗？在定见被外力打破之前，我们总坚信自己是对的、判断是最准确的、认知是最接近事实的。

这又让我想起和母亲争论养生的那些片段，也让我更清晰地看见人身上的局限性。我讲如何养生得有循证依据，她说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我讲那得看实验和论文，她说老中医都这么讲；我劝她少看垃圾营销号、学点正规营养学，她说我这么多年都是这样过来的，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的道理在她那里讲不通，可她的话也并非全无道理，其中某些部分确实来自她真实的生命经验，她也靠着这些经验平安活到这个岁数。在她所经历的那些年代，那些经验或许真是最优解。

不过这个争论到最后，往往只剩下一种妥协式的和解：只要不严重危及健康和生命，她爱信什么就信吧，无非花点钱。

但这个例子其实给我们三重启示。大多数人看到并做到的，是第一重，即向外求取。对老人的固执感到气愤、不解，然后想方设法证明自己是对的，要求老人听从自己。

第二重，是向内观照。若想得深一点，我们会把老人的固执当作一面镜子，反思自己是否在工作或生活中，也抱有类似“养生偏方”般的执念。毕竟，我们可能只是固执的内容不同罢了。

而第三重，也是更重要、也更不易被察觉的，是对任何定见都持怀疑的开放心态。正如人类曾长久笃信“地心说”，仅凭肉眼所见，就认定地球是宇宙中心，将“日心说”视为违背常识、冒犯尊严的邪说。

我们要警惕的是：任何观念无论多荒谬，只要一次次不断重复，都能在逻辑里自圆其说，演变成深信不疑的“真理”。若没有外力打破（像那个打破我记录的朋友），我们将永远被困在经验的井底。

实际上，人人都懂“吾日三省吾身”，但这往往是懂得容易做到难。承认“我可能错了”既费神又费力，远不如相信自己正确来得轻松惬意。更何况，我们太擅长为自己的任何行为找到合理的解释。

就拿运动来说。没人会否认锻炼有益健康，我们也常指出别人“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可事情落到自己头上，理由就都正当起来：昨天工作太累、今天有应酬、明天天气不好……

我们不是不知道运动的好处，只是“特殊情况”总是那么冠冕堂皇、合情合理，让我们无法把认知转化为持久的行动。

要打破这个循环，或许得先承认自己目前的行动力，还配不上那种需要高度自律的计划，不如从每天散步十分钟开始。但真愿意这样降低起点、直面自身短板还乐于付诸实践的人，又有几个呢？

既然连改变自己都如此艰难，我们便更难奢望通过几句口舌之争去改变他人。这大概也能解释，为什么人到了一定年纪，往往就不那么爱争论了。

年轻时总想把一切辩个分明，后来却渐渐明白：当双方都坚信自己手握全部真相、毫不怀疑自身视角的局限时，争论就成了一场没有赢家的拔河，说出的每句话，不过是在反复拉扯，避免自己被拖入对方的阵地。

而这指向一个更深的事实：在许多看似为了探讨问题的争论里，我们真正在维护的，往往是那个“必须正确”的自我。

理论上，谁都明白要换位思考，因为站在别人的角度或许会有新发现。可一旦争起来，比起遥远的“真理”，眼前的“赢”顿时要具体和紧要得多，它关乎尊严、面子，关乎“我是否聪明、有见识”。于是，对话轻易就演变成两个“正确自我”的隔空交锋，彼此都听不进对方的声音，只为争夺那一点虚幻的优越感。

假如，我是说假如，当“好像是我错了”这个念头如闪电般划过星空，而我们尽管不情愿也有勇气抓住它，认知的坚壳便会裂开一道缝隙，迎来一束耀眼的光。它照亮那些我们曾深信不疑的东西，让我们得以审视，看看其底座是否牢固、边界是否清晰。

一旦接受了自己的无知与局限，承认眼界不过是井口那么大，会不会反而感到某种解脱？既然我不是全知的神，又何必硬扛着那副“永远正确”的担子？

当我们内心那股急于辩白、渴望赢过对方的喧嚣止息，发现自己不那么笃定时，耳朵才会真正打开，去听见风的声音，听见他人的真意。

我和母亲都常把“认知”挂在嘴边，仿佛它多么玄奥。也许认知根本没那么多深意，它不过是一个不断提醒自己正身处隐形牢笼，又不断寻找钥匙的过程。每一次打破成见，就是打开一扇门，世界就随之拓宽一圈，同时心眼也会更澄澈，知道迷雾环绕四周，还有无数扇门隐藏其中。

既然如此，不如安心做一个永远在路上的学徒。对已知保持警惕，对未知保持天真。把局限看作套娃礼盒上层层叠叠的精美包装，但别被包装迷住心眼，因为我们要的，是里面的礼物。

效率之王

Thu, 09 Oct 2025 00:00:00 +0800

在之前的文章里我曾感叹，生一场重病最让人感到失控的，是社会身份的剥离。一旦你成为病人，尤其是一个癌症晚期病人，在社会生活中，你似乎会只剩下病人这一个标签。

但在另一面，当社会身份被层层剥离，某种前所未有的空白也被归还到你手中。这迫使你完全跳出过往的视角与身份，得以像一个真正的旁观者那样，去重新审视那些曾深信不疑的想法与观点，比如对效率的痴迷。

先跑题一下，如今的大数据算法也令人困扰。我确实会主动搜索与自身疾病相关的信息：病因、最佳治疗方案、预后情况……我渴望了解这些。但我不希望仅仅因为一次搜索，所有平台就一股脑地把所有癌症相关的短视频、科普和公众号文章强塞给我。

这显然是大数据算法的问题，不过这篇文章我并不打算深谈这一点。

正如标题所示，我想聊的是「效率」。在我看来，智能算法虽然能从我微小的举动中敏锐捕捉需求，迅速推送「它觉得」我需要的信息，表面上提升了信息获取的效率，却总让我感到某种不适。

彼得·德鲁克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中提出，自我管理是现代知识工作者的前提。这句话本身是中肯的，但若将其极端化——比如将自我管理异化为追求极限效率的时间管理——那就值得商榷了。

如果这种时间管理只是个人的自律游戏，倒也令人佩服。可一旦有人试图将其推广为所有人都应该采用的良方，就真令人坐立难安了。

德鲁克是否预见到今天这番景象，我不得而知。但我确实见到不少年轻人读了这类书籍后，忽然热情高涨，立志成为“效率之王”，这种狂热难免令人警觉。

我曾有位同事，很想解决自己的拖延症，在报了一门「自控力训练营」的网课后，整个人改头换面、焕然一新。他每天清晨五点起床，在朋友圈打卡「奇迹公式」，晚上还会对着日程表复盘，总结今天做成了几件事，甚至还会跟我讨论如何「折叠」时间，然后可以在通勤途中也听听课。

我看他终日忙碌，原以为他是想做单位的「效率之王」，后来才慢慢觉得，他恐怕是误入歧途了。尽管大家都称赞他树立了热爱工作的榜样，却没人真正效仿他。

其实，想成为「效率之王」的人历来不少。我上小学时，母亲在学校担任中层干部，每年订阅报刊杂志，她总会订许多管理类书籍，希望提升管理水平。可惜那些书都没来得及看，大多束之高阁。

她工作忙，我童书看腻了偶尔也翻看这些书，内容大致是如何设计精确的目标、日程与制度，让人在其中高效运转。这些书还常引用知名学者或理论作为背书，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泰勒的「科学管理法」——通过精确计算工人使用铁锹的尺寸、动作幅度与休息间隔，将工作效率提升数倍。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但马尔库塞对这类「生产力至上」的理念评价绝不会高，否则他也不会提出「单向度的人」这一概念。再想想，马克斯·韦伯和卡尔·马克思，大概也会对这种将效率奉为圭臬、将人视为可优化工具的效率至上主义嗤之以鼻吧。

我自己也曾听过一些网课，被各种「21天训练营」灌输每天五点起床、每周读两本书、30岁前实现FIRE（财务自由）等理念。但真正实践下来，除了疲于应付日程表上的待办事项，我实在感受不到多少生活的意义。坚持一段时间后，只剩无尽疲惫与“我怎么永远做不好”的焦虑。

说了这么多，我并不是完全否定效率追求。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一种癖好：有人乐在其中，比如我那位前同事；也有人感到不适，比如实践过后的我。这只是不同的选择。

有天我路过肯德基，隔着落地窗看到有人在吃一整只烤鸡。瞥见价签，居然才不到30元。这让我想起现代化养鸡场：每只鸡的活动范围、光照和投喂频次都被精确控制，只为缩短最快出栏时间。

出于职业习惯，养殖员若看到一只散养的土鸡，大概会琢磨如何进一步优化它的催熟空间与营养食谱；而我却会想：那只鸡要是知道自己被这样安排，会不会感到不适，并为自己的命运悲哀——如果鸡有感觉的话。

我想用养殖员比喻那些喜欢并追求效率的人，用被优化的土鸡比喻不愿被安排的人。这个比喻或许不够贴切，但我暂时也想不到更好的例子。另外，我曾当过单位办公室主任，也算半个搞管理的，我自己不觉得这个比喻特别不妥。

总之，我自己实践过，确实不太喜欢这种效率至上主义，也不希望别人把提高效率强加于我。如果有人试图以效率之名「优化」我，首先第一点，我没有理由想象自己可以继续「躺平摸鱼」；其次，我将参与一场彻底的「流程再造」，变成某种高效机器，而自己却浑然不知。

这样的人确实存在。比如我那位前同事，从「番茄工作法」到「子弹笔记」都玩出了花样。但若有人拿这套来规划我，我肯定会抱怨：「你能力强，能同时处理多项任务，但别来规划我呀。」

再举某些善用「狼性文化」和「末位淘汰」观念的知名企业为例，这种策略显然效率甚高、成效显著，但员工自然也可以抱怨：追求世界500强是企业和老板的事，为何要牺牲无数员工的健康和家庭？何况指不定员工干不到35岁就会被优化掉。

我甚至有些害怕这样的人，那种工具计算的冷漠让人感到后脊发凉。他们让我想起《摩登时代》里的工头——如果是有声电影，他们大概会催促工人：「你这动作完全还能再快零点五秒……」

顺便说一句，有些话恐怕只有追求极致效率的人才能说出口，比如「睡眠是留给弱者的」；再比如「不能为我们创造价值的人，不是我们的真兄弟」；但我要替所有渴睡的人和普通劳动者说上一句：我们招谁惹谁了。

只不过，上述豪言壮语听起来确实挺燃的。

说到这，假如科比还在世，我真希望他能站出来澄清那个「洛杉矶凌晨四点」的传说，回应一句「那只是偶尔几次罢了」，然后回去安心补觉。同样，我也盼望某些网络导师能在短视频中收回「利用碎片时间学习」以及「每天必须完成五件事」之类的建议。

信奉效率之王的人会说：只有把每分钟都用出效果，才能实现收益最大化。而我想说：也只有这种人，才会体验到最极致的倦怠。我住院时常听病友们感叹：拼了半辈子，最后钱都送给了医院，还不知道能不能治好。「留下买命钱」在这一刻具象化了。

退一步，从常理看，如果有人把你生命中的每一秒都算进他的KPI，你又怎敢信任他？

再次强调，我并不反对追求效率。追求效率意味着极度自律，自律不仅有益，还能成就事业。古人云「天道酬勤」，诚不我欺。但草率认为效率至上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恐怕就未必了。

乐于追求效率，当然无可厚非。只可惜，效率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人又不是机器，那些层出不穷的过劳死、抑郁症、猝死新闻就是很好的例子。

至于我自己，在经历一场生死考验后，总觉得生活的节奏、幸福的来源，都该是些可以用心去感受的东西，而不是像功利主义一样可以计算多少的筹码。假如有困惑之处，我也希望前辈导师给出中肯建议，只是这些建议应该像一位智慧长者那样因材施教，或者像一位朋友那样，和我进行平等的交流。

如果粗暴抛出的是一套僵化严苛的体系，或言之凿凿地规定若干「工作标准」，目的是提高效率，那还不如让我自己慢慢摸索，毕竟我还不想当那只鸡。

不管怎么说，我不想把自己仅有一次的生命，其最终的解释权和主导权，交给任何人，尤其是那个我也曾信奉的「效率之王」。

不要做一个聪明的看客

Wed, 24 Sep 2025 00:00:00 +0800

任何事情，只要它存在，就总得有人去做，去完成，不论最后成败与否，结果是否完美。选择脚踏实地去做一件事，就已经很值得尊重了。

而总有些聪明人，例如曾经的我，喜欢指指点点。总认为自己聪明，能够轻易洞察任何事件中的漏洞，抓住任何观点中的矛盾，对他人的努力持以居高临下的审视。

我一度真以为那就是聪明的标志，是智力上的优越。直到我发现这种「聪明」的问题，它把我钉在原地，裹足不前。

嘲笑一件事、一个人、一个方法，是世界上最容易获得成就感的方式。它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也不必承担任何风险，就能让一个人拥有虚幻的掌控感。

过去我就常常如此，对领导的一些决策评头论足，对社会的现象嗤之以鼻，对他人的努力不屑一顾，总是不停的嘲讽和挑刺，嘴边常挂着这样的话：「看吧，我就知道这件事做不成，早说过这些不靠谱。」

反正什么都看不上，什么都觉得不够好。

事实上，解构比建构要容易得多，摧毁一座大楼，一颗炸弹的事，而建造一座大楼呢？需要多少材料？画多少图纸？又有多少工人耗费多少时日，付出多少汗水？

现实世界中的任何方案，都不可能周全完美。大多数情形，我们只是确定一个模糊的方向，然后再在混沌和不确定中一点点摸索，过程中不免有瑕疵、也有试错与返工，甚至最后也不是一定得偿所愿。

但是，我们完全没必要因为预见到风险就放弃行动；也不必陷入「不完美，就不值得开始」的逻辑闭环；更不该去嘲笑那些在泥泞中前行的「笨人」，那只是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怯懦。

我们应该自问有没有别人那份行动的勇气，珍惜那份敢于接受不完美的豁达，以及那份在做的过程中一点点修正的坚持。不管是什么事情，起身动手做起来，允许自己在一开始做得很难看，然后在不断自我追问，是不是还可以做点什么，让它变得再好一点。

那些执着于评判对错的「聪明人」，展现的不过是工具理性的「小聪明」。他们善于指出问题、针砭时弊。然而，这种「聪明」毫无意义，不过是通过否定他人来维系自我的优越感罢了。实际结果就是，他们永远只能当个「看客」。

而世界的进步恰恰是由那些不在乎嘲笑，俯下身子、撸起袖子干脏活累活的「笨人」推动的。他们行动、犯错、再傻乎乎地修正，才一步步垒砌起理想中的高楼大厦。

所以，千万不要让自己沦为那个聪明的「看客」。它让人获得虚幻的优越感，也让人永远徘徊在现实的边缘。那些人只站在安全区，对场内的比赛指手画脚，却从不亲自下场。

他们忙着点评别人的比赛，却忘了自己的人生记分牌上，始终是零。

P.S. 「桦加沙」来临，窗外风雨大作，什么也做不了，就当我在这胡说八道吧。

人最好不要把自己活成一杆枪

Tue, 16 Sep 2025 00:00:00 +0800

我在昨天的文章开头，表达了我已经很久没有对时事热点进行评论了，最主要可能也是最朴素的原因是，我总觉得这样直接批评一个未曾谋面也大概率这辈子不会产生任何交集的人，心里不太踏实。

事实却是写完之后回头再看，似乎还是不可避免的写成了一篇时评，我虽然没有站队，但我对两边都并不认可。其实我有点担心，怕自己的所言所思，会像一颗业的种子被种下，并在未来某种因缘下，以某种形式回报到自己身上，结出对应的果实，毕竟善业引乐果，恶业引苦果。尽管我还算得上一个理性主义者，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吧。

今天我想顺着这个引子，聊聊为什么我不想再写这样的评论。

我的看法是，人最好不要把自己活成一杆枪。

近年来，随着进入公众视野的门槛逐渐降低，自媒体平台蓬勃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涌现出这样一批人：他们头脑活、反应快，往往还具备一定的知识素养，靠对时事热点快速、犀利的解读，迅速抓住大众眼球，圈粉无数，成为一时风头正劲的“意见领袖”。

他们凭借时评积累起声望与话语权后，便开始有人看中其影响力，出资邀其撰写针对性黑稿、恶意攻击商业或舆论对手。由此，他们不仅获利颇丰，名声愈响，渐渐自觉执掌批判权柄，越发自我膨胀。到最后竟主动发文挞伐、肆意攻讦，在法律的边界不断试探，直至一步步走向失控，终锒铛入狱。

当今社会，一个人能够沉心阅读、持续学习，并以流畅清晰的表达输出观点，不仅是一种珍贵的天赋，更是时代的馈赠。然而，如果一个人空有这样的能力，却任由这种能力化作锋刃，刺向他人；那么，这样的人便不再拥有自己，只沦为一件武器。

世人皆懂「鸟尽弓藏」之理，因此，一个人若甘愿成为兵器，便理应预见自己最终的结局——或折损于征途，或封存于暗室。但问题在于，究竟有多少人能安然等到价值耗尽被弃置深藏的那一天？在不断膨胀的利欲与贪婪面前，太多的「武器」，还来不及收鞘，就已迎来毁灭性的反噬。

而颇具戏剧意味的是，我们看一件无双利器，经常看到正是在其最为锋利的那一刻，也正挥向最危险的方向，随即一同崩毁，烟消云散。真是应了《桃花扇》中那句谚语「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我有时候也会在内心问我自己：当我写下那些自以为理中客的评论时，我真的明白自己在表达什么吗？当我剖析网络上汹涌而来的所谓「黑料」，自信已然站在道德高地审判他人，那一刻驱动我的，究竟是发自内心的悲悯与希望世界更好的初衷，还是隐藏在理性外表之下，那未曾直视的情绪宣泄与道德优越感？

会不会，我自以为那些评论针砭时弊、直击核心，却也恰好使自己成为递到某些人手里的刀子。当然，每个人都具备做出判断的能力，甚至有些人的判断力惊人，但判断力作为一种能力，是否也存在一定的范围和限度。我的意思是，我们凭什么就自信判断是正确的、公正的，并且有资格将其施加于他人和世界？

我想，一个人强烈的感到自己拥有绝对的判断力，其来源可能是这两个方面，一是来自于内在的，他通过自身的才华、努力、地位或资源，获得了能够影响他人观点、情绪或行为的能力，比如那些「公知」；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外在的，他站在了「大多数」的那一群当中，和大家一起投掷出伤人的石头。

但无论来源哪种力量感，毫无疑问，它都让你的自我认知无限膨胀，产生「全能幻觉」，认为自己仿佛有了资格和能力对任何事情进行评判，即便那个事件相关要素极为遥远，无论地理还是认知上，都遥远。

后果我想也是自然而然的，那些从内在认为自己拥有力量的，往往成为别人手中的兵器；而那些自认为安全站在「多数人」当中的，最终只会成为无用的炮灰。

而且，我自己对时事热点妄加评论，除了感到不踏实外，还有一点，就是我无法回答内心的自我质疑：我到底从哪里来的勇气，仅凭一篇新闻报道，或者网络上无意中看到的帖子，就敢于去评判，去下结论，通过自己运用文字的能力去影响读者的判断？

如果我依然热衷于去发表时事评论，会不会不久之后我也被不停翻旧账打脸。虽然人是在不断的进步和完善之中，人的观念也在不停发生变化，但我实在看不出用自己的脸去学习有何必要。

还是得不忘时刻自省，多想想：那些发生在千里之外的热点事情，是如何凭空出现在你面前的。我们所能看见的，会不会仅仅是冰山的一角？

对一场标准网络风波的非标准观察

Mon, 15 Sep 2025 00:00:00 +0800

自从哈佛毕业演讲风波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对社会热点公开发表看法了。甚至一度犹豫要不要删掉此前那两篇评论——总觉得当时那样直截了当地批评别人，心里不太踏实。

但今天，我还是想从这两天的热点写起：**网络上沸沸扬扬的罗永浩吐槽西贝预制菜一事。**别急着吐槽我「刚说不对热点发表看法就又来了」，不妨先听我把话说完。

首先，我并不打算讨论谁对谁错，也不想选边站。

单就事件本身而言，我既可以说罗永浩做了一件好事——推动餐饮行业的标准完善与市场规范；也可以顺着某些声音，批评他是「网络恶霸」，利用自身影响力和大众对预制菜的反感煽动情绪、助长舆论暴力。

另一方面，这几天我看到西贝老板贾国龙巡店的视频，同样难以产生好感。视频中不太看得到一位深耕餐饮多年的企业家形象，反倒扑面一股「领导下基层」的既视感：像我们平时跟随领导去酒店检查，无非是指点后厨卫生、操作台干不干净、冰柜有没有擦、消防器材和食材是否过期……最后发一纸整改通知，完事。

贾老板不仅像，甚至更夸张——有个视频里，大厨给他介绍小炒黄牛肉的一些配比后，他竟要求炒菜师傅给他交一份书面报告。当然，支持西贝的人也可以从这些视频中解读出「菜品稳定、服务标准、过程透明」等优点。

这些固然都是可评论的角度，但这也意味着：只要你关心「预制菜」（无论预制到什么程度），或认同罗永浩所说的「预制菜不好吃」，抑或站位更高，看出「核心不是好吃与否，而是太贵」，都难免落入窠臼——你总会站在其中某一方的对立面发表观点。

然而这些都不是我真正想说的，那么我想表达的到底是什么？

在大量观看各类视频——尤其是那些解构罗永浩行为逻辑或所谓剖析西贝「灾难级公关」的内容之后，我捕捉到一种清晰的感受：

如今我们对企业危机的讨论，正变得越来越「程式化」。

罗永浩公开批评企业早已不是第一次。从早年的西门子冰箱事件开始，到后面的宜家，再到当小区刺头怼物业，他早已将这套「立靶开打」的策略用得炉火纯青。

但说实在的，作为一个从他创办牛博网就持续关注他，还真金白银买过锤子手机支持他的老观众，如今看他一次又一次以相似的方式与某家知名企业发生争执，确实让人感到有些审美疲劳，很难再提起当年的兴致。

而我们似乎也越来越熟悉这套**「标准流程」：罗永浩发帖批评→舆论即刻判定企业有罪→企业最好立马道歉→如果还敢回嘴，就是错上加错。**

公众仿佛在思考之前，就已形成了某种肌肉记忆般的条件反射：舆论领袖天生正确，企业天生有罪。

企业唯有彻底地、无条件地屈服，放弃辩解、接受指责、恳求原谅，无论事实如何，先以最快速度平息众怒才是唯一的「生存法则」。有没有道理已经不再重要；即便企业有理，任何抵抗也被视为不经济、不明智的「犯蠢」。

在流量和情绪的驱动下，互联网讨论已从「求真」异化成了「恐吓」与「屈服」的荒谬剧场，成为一个不是「王者」就是「跪者」的虚伪舞台。

当然，我觉得罗永浩自己未必愿意永远被架在神坛之上。他应该也嗅到了危险，否则不会在事件发酵仅两天时就主动在微博上发文表示「西贝的事情告一段落」，试图降温。

事件的热度虽然可能消退，但由此引发的套路化讨论却才刚刚开始——其中最令我厌倦的，便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公关策略分析」**。

记得第一次看这类视频时，我也觉得津津有味：视频博主逻辑清晰、拆解到位，像家长喂饭般告诉你「这错了、那又该怎么做」。那些看似专业的视角，一度让我觉得豁然开朗，「原来如此，真聪明！」

可后来类似的内容看多了，便咂摸出其中的不对劲。不管发生什么事件，分析的话术来来回回总是那一套：「回应太慢」（必提黄金X小时）、「态度不诚恳」、「缺乏共情」、「疑似甩锅」……最后永远以「应该道歉并拿出具体方案」收尾，千篇一律，极其套路。

最关键的是，**几乎所有的公关分析都是在事后拿着完整的信息和明确的结果，去反推当时的「最优解」。**可是，在一切都清晰之后，任何人都能轻松指出别人哪里错了、应该怎么做。

这种永远正确的「马后炮」，对我来说，实在过于廉价，更谈不上真知灼见。

退一步讲，即便这些公关技巧本身是对的，我仍有一个很大的疑问：所谓「完美的公关」，不就是在追求一种过度包装、滴水不漏的回应吗？

那本质上难道不是一种策略上的控制和算计？在这样的逻辑中，公众到底是可沟通、有血有肉的人，还是需要被「引导」和「安抚的对象」？

而我们究竟想要一个真实但可能有瑕疵的世界，还是一个完美但全然虚假的世界？

我还没有答案。

但我感觉，那些一味强调公关技巧的媒体人，正在不自知地成为后一个世界的「合谋者」。他们在推崇规避风险之「术」，也同时抛弃沟通中最基本的「道」——也即真诚。

我承认，过去的自己也曾是傲慢看客中的一员：不仅惊诧于企业的「愚蠢」，还流露出一种无知的傲慢，心想「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吗？」

**却未曾意识到，自己正深陷于「后见之明」的偏见中。**正如前面所说，当所有谜底揭晓，事后从结果反推原因，所有问题和解决方案都显得清晰直接、简单无比。

可这实际上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上帝视角」。

事件发生时，我并不在企业所面对的巨大压力、复杂利益、法律风险与内部流程之中。企业要应对的也从不是一道简单的「题」，而是一个布满陷阱、难以预测的「局」。

过去自诩的「聪明」，不过是建立在信息不对称和零风险基础上的、廉价的傲慢。

我们太容易落入这样的思维陷阱：用简化的模型解构复杂的现实，用事后的清晰否定事前的艰难，并把这种「马后炮」式的轻松等同于智慧，继而滋生出巨大的精神傲慢。

明白了这一点，再回看贾国龙在这次风波中的表现：当西贝因食安、口味、价格等问题受到质疑，他没有选择传统的公关手段（发声明、道歉、冷处理），而是采取了最莽撞也最「贾国龙」的方式——向媒体彻底开放最敏感的后厨，这被支持罗永浩的人戏谑的评论为——「你怎么自己打自己？」

这种粗莽、近乎江湖气的回应方式，未必正确，但对我而言，反倒成了一股清流。我们很难断言贾国龙这种方式是好是坏，但我相信他这样做是出于某种底气——**正是这种底气，助他打下了西贝的餐饮江山，取得了可见的成功。**无论是运气还是努力，能做到这个程度，总归是有真本事的。

同时，我们不用多想就能料到，其他大企业遇到类似问题会怎么做：无非是法务审核、公关撰稿、层层报批、限制采访提纲、提前对好问题和答案……整个流程冷漠又官僚。我们能指望从这种流程中产出什么有信息、有真诚的内容吗？

写到这里，我是在拐弯抹角地夸西贝吗？你是不是以为我正要树起一块名为「真诚」的丰碑，赞美西贝以极致真诚对抗猜疑与套路？

并不是。

我必须承认，对于事件的走向，我内心怀揣着某种并不善意的期待：我几乎希望看到它因此走向失败。

贾国龙凭借其草莽的、「江湖气」的管理风格成功建立了餐饮帝国，而我也同样期待看到他最终被这套赖以成功的逻辑反噬。

在他巡店的视频中，那种极力掩饰却仍然流露出的无知和傲慢、外行指点内行的轻蔑、高位者对低位者的无形俯视，都让我感到极度不适。

那样的巡店不太像是一次管理行为，更像是一场权力的表演。因此，我几乎渴望一场彻底的失败作为「教训」，不仅是对他，也是对所有类似风格的管理者。

我想看到的，是他通过失败最终看清：他今天的成功，并非因为自己有多么努力或智慧，也非理所应得。很大程度上，他可能只是恰好站在某个时代的风口，成了一只被时势吹起来的、幸运的猪。

是时代的红利、市场的机遇和无数员工的付出，共同托举了他个人的成功，而不是仅仅依靠那套充斥个人权威和「江湖规矩」的管理哲学。

也许只有大厦倾覆，才能换来一丝对成功真相的谦卑。

只是冷静下来看，事情大概率不会如我所愿。

这场舆论风暴能带来多少实质伤害？纵观类似事件，消费者的记忆总是短暂，何况这不过是一场关于预制菜的争论，除了罗永浩的傲娇，没有任何人受到实质性伤害。消费者即便不吃西贝的预制菜，也会吃别家的。

媒体报道西贝日营业额下滑百万，但对这样一个巨头来说，这可能甚至算不上伤筋动骨。也许用不了几个月，一切又将回归原状，仿佛什么也没发生。

海底捞经历过远比这严重的食安与口碑危机，不也安然度过？所谓风暴，往往只有风暴眼中的人觉得天塌地陷。

所以，西贝若能活下来，那就活下来吧。反正这个时代，道理早已讲不通，人们只是忙着选边站队，在互相投石的骂战中宣泄情绪。

你不是锤子，别人也不是钉子

Mon, 18 Aug 2025 00:00:00 +0800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每天被海量信息和观点裹挟。吸纳之后，人便自然滋生出传播与讲述的欲望。于是，饭桌上、网络中，充斥着急于输出观点的声音。这让我不禁自问：「当每个人都急不可待地输出时，谁来倾听？」

因此，今天我想聊聊**「倾听」**。

这个话题的另一个触发点，是前两天，有另一位长辈，居然想就她最近遇到的烦闷事听听我的意见，请我帮她「拿拿主意」。听到这个要求时，我真是既受宠若惊又难以置信，毕竟这位长辈不仅年长资深，其社会地位、资源人脉乃至人生阅历都远非我所能及。她竟会想听我的建议！

听完她的烦闷事后，我直接而诚恳地回应道：「真没想到您会来问我。您说的事情牵扯的因素和情感都很复杂，外人（或者说我）其实很难完全理清头绪。以我的经验和智识，也实在不敢轻易给出任何建议。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我需要认真思考一下才行。」

这种审慎态度，部分源于对长辈的敬重，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我已很少主动为周围的人出谋划策了。回想亲身经历过的挫折，「不懂倾听」绝对是其中最深刻的人生教训之一。

毕竟，**「倾听」二字看似简单，实践起来却充满挑战。**学会倾听是人际交往的通途，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实在微妙，遍布陷阱。

『一次代价沉重的教训』

多年前的一个晚上，一位朋友约我到附近的小酒吧坐坐，说想「聊一聊」。我没多想便答应了。落座后，朋友开始大吐苦水，讲述他陷入的艰难处境。他滔滔不绝了许久，话锋一转，开始恭维我，说我是他朋友圈里难得的「人间清醒」，希望我能帮他出出主意，助他脱困。

当时的我单纯、积极且「理性」，立刻为他条分缕析，根据不同可能性给出了许多自认为中肯的建议。他听完后满意地说：「真的很有启发，我再好好想想。」回家的路上，我心中满是喜悦：既为自己清晰的逻辑思维而自得，更为能帮朋友理清思路而高兴。

然而没多久，我从其他朋友那里听到了他对那晚的评价，瞬间震惊又受伤。**前一天还为他殚精竭虑的我，第二天竟成了他口中「恃智而骄、好为人师」的自大狂。**这让我郁闷良久，而最终帮助我走出困境的是康德。

康德道德哲学中**「把人视作目的，而不是手段」**的核心道德原则，像一把钥匙，解开了我心中郁结已久的锁。我开始回溯那个夜晚：起初，我或许真诚地想帮助朋友，但随着他不断恭维，我渐渐迷失，开始享受那种「被需要」和「被仰视」的虚幻快感。不知不觉中，我把他当成了验证自己智慧、满足助人情结的手段。

想通那一刻，我不禁打了个冷战。原来我当时给出的所有建议，都带着居高临下的姿态，隐含了「我比他懂」的潜台词。我在无形中将朋友当成了验证自己“清醒”与“智慧”的试金石。

『错位的根源』

如今再回忆那个悲剧结局，也许我当时完全误会了他的真实意图：

他说的「聊一聊」，重点或许在“说”，而非“交流”，他真正需要的只是一个真挚且耐心的听众；
他称我为「人间清醒」，未必是真心赞美，更像是一种提醒或期望：希望我能安静地听；
他最后那句「回去想想」，是否也带着一丝失望？他满怀倾诉和寻求情感支持的期望而来，得到的却是一堆自己并不需要的理性分析。

再想到自己直到最后仍未能控制住的表达欲，以及那种沉浸在自我表达和智慧展示中的虚幻快感，如今看来，不仅羞愧，更感到莫大的讽刺。

我终于走出郁闷，不仅是对朋友背后评价的释然，更是因为理解了那次互动中的错位。虽然那次经历以不快收场，却成了我人际关系观念的重要转折点。它让我明白，朋友间最珍贵的帮助，不论是什么，绝不会是仅仅给出答案。

『倾听：克服本能的艰难艺术』

我常常反思：如果当时我换个做法，结果是否会截然不同？还是那个夜晚，那间昏暗的小酒吧，我和他对向而坐。面对他滔滔不绝的倾诉，我只做两件事：

用心倾听、专注理解、不断点头、努力共情，为他营造一种“不孤单”的氛围；
不停为他满上酒杯，与他共饮。

看上去，我似乎什么也没做，但这或许就是最好的结果。朋友也许会认为我给予了他足够的温暖与支持。

在当今社会，**时间是最宝贵的资源。**你愿意在一段时间里全然地倾听，就是将自己最珍贵的时间献给对方，这是最大的诚意；而如果你用这些时间去分析、建议、给出答案，则无异于在给朋友上课。

因此，倾听最难的部分，在于克服我们「指点迷津」的本能，克制住滔滔不绝的表达欲。

然而，「克服」二字，谈何容易？

我们的大脑似乎天生就是「问题解决机器」。当接收到朋友陷入困境的信号，分析利弊、寻找方案、提供帮助几乎成为条件反射。而且，帮助似乎就等同于必须「做点什么」，最好要能立竿见影地「改变点什么」。

错位正源于此。当我们急于亮出自己工具箱里的「锤子」，以为靠精密逻辑推演给出「你应该如何」的指导，就能让朋友的痛苦不药而愈时，却恰好忽略了对方此刻需要的，可能只是一个能稳稳撑住他疲惫身躯的「靠背」。

**这简直是一种思维上的越界与情感上的失明。**站在朋友的角度，任何「你应该如何」「我建议你怎样」的指导，无论包装得多么精巧、逻辑多么自洽，都可能被理解为另一种形式的评判（你不够好）和压力（你这都做不到？）。这些建议非但无法解困，反而像在不断提醒他的「无能」，加重其窒息感。

因此，克服挥舞「锤子」的本能之所以艰难，不仅在于它根植于我们解决问题的天性，更在于其背后隐藏着一个不易察觉的傲慢假设：我们以为自己比对方更清楚什么对他「好」。

『“旁观者清”的迷思』

那次经历也打破了我曾持有的「旁观者清」的迷信。千万不要以为，作为倾听者，你就天然拥有了洞察全局、明辨是非的上帝视角。

**首先，「旁观者」的位置绝不保证“清”。**我们接收到的信息，是经过倾诉者本人精心筛选、裁剪、甚至无意识润色过的版本。他在开口前，内心早已完成了一次隐秘的编剧，决定了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突出哪些情节，淡化哪些细节，甚至预设了希望听众产生的共鸣点与结论。

**他讲述的困境，是他构建的叙事逻辑下的困境。**我们听到的，从来不是客观全貌，而是他当下愿意呈现、有能力组织的「一面之辞」，包裹着他情绪、需求、自我辩护的「故事版本」。

**「出主意」的危险也在于此。**他讲述的困境由于刻意摒除了对自己不利的细节或内心阴暗面。当建议者基于这片面的叙述，开始“理性”分析、条分缕析地给出“解决方案”时，其逻辑链条很可能会不经意间触碰到倾诉者叙事中的隐秘角落：

一个「合理推测」，可能无意戳破他精心维护的自我形象；
一个「可行方案」，可能暴露他不愿承认的局限或逃避；
一种「其它可能」，可能动摇他支撑整个故事的核心逻辑。

你并非有意拆穿，甚至可能觉得只是在「就事论事」。但在倾诉者听来，这无异于一把无形的尖刀，精准地刺破了他赖以自洽、寻求慰藉甚至自我原谅的故事外壳，露出了他极力掩盖或不愿面对的「里子」。

**更糟糕的点在于，作为建议者，你很可能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已经踩中了这颗「叙事地雷」。**你沉浸于逻辑自洽的分析，为展现的「清醒」自得（就像我当初），滔滔不绝地继续输出「高见」。

殊不知，在你「戳破故事」的那一刻，你在倾诉者心中，已从「贴心朋友」滑落为「残酷审判官」。他感到被冒犯、误解、否定甚至羞辱。你的「好心建议」，成了对他叙事权威的挑战、对他脆弱自我的攻击。

这难道不是人际关系中最隐蔽、最危险的陷阱之一吗？你自以为是雪中送炭的「人间清醒」，在对方眼里，却成了恃智而骄的自大狂。

这正是我那晚付出的惨痛代价，也导致了我们至今再无联系。

『倾听：最安全有效的回应』

**因此，单纯的倾听，便成为规避这一切风险、真正回应朋友信任的最安全也最有效的路径。**朋友向你敞开心扉，倾倒心头重负，这份信任何其珍贵？它不仅要求你守住秘密，更渴望你给予全然专注的在场，用一双真诚聆听的耳朵，一颗努力去感受和理解的心。

有时，仅仅是被看见、被听见，仅仅知道有一个人在那里，全然地承接住你的情绪风暴而不急于扑灭它，那种沉重的烦闷感，真的会像有了分流之处，悄然减半。这或许正是倾诉欲最原始的驱动力：我们需要确认自己不是孤岛，需要感知到与另一个灵魂的联结，哪怕这联结只是无声的陪伴。

当我转换角色，放下自己的「锤子」，放弃扮演「救世主」的冲动，只是努力去共情朋友汹涌的情绪时，最终往往能收获对方由衷的感谢。那一刻的奇妙感难以言喻：我明明「什么也没做」，没有提供任何解决方案，没有施展任何智慧，仅仅只是「在场」和「接收」，却仿佛给出了一种最深沉和强有力的帮助。

**我所做的「倾听」，本质是将时间、注意力和情感空间，毫无保留地让渡给朋友，为他的倾诉提供一个「容器」。**这在信息爆炸、人人急切表达自我的时代，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而厚重的诚意。这种诚意，远比任何精妙的建议更能抵达信任的核心。

『何时及如何谨慎建议』

记忆的底片：从《南京照相馆》看历史罪责的国家承担

Sat, 02 Aug 2025 00:00:00 +0800

在返回广州的前一天，我和老妈一同去影院观看了电影《南京照相馆》。影片故事脉络清晰，讲述了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一群普通人围绕记录日军屠城罪证的胶片展开的生死故事。

影片中，邮差苏柳昌（刘昊然饰）为求活命，在日军翻译王广海（王传君饰）的顺势帮助下，冒充吉祥照相馆学徒，协助日军摄影师伊藤（原岛大地饰）冲洗底片。与此同时，不知名小演员林毓秀（高叶饰）也在王广海的帮助下暂时来到吉祥照相馆避难，她还趁机冒险救下了逃命的警察宋存义（周游饰）。此时，照相馆成了大屠杀中的临时避难所。为骗过日军，阿昌白天与林毓秀假扮夫妻，夜晚则向藏身馆内的老板老金（王骁饰）学习冲印技艺。

在冲洗底片的过程中，众人震惊地发现，这些影像记录的是日军屠杀南京平民的血腥场景。**他们最初只想在这场浩劫中生存下去，拿到离开南京的通行证。**然而，面对日军的残暴罪行，目睹日军调来专人冲洗照片导致生存希望日益渺茫，以及对日军幻想的一次次破灭，他们最终决定冒死将这批罪证送出南京，让世界看清日军的屠城暴行。

相较于《南京！南京！》等经典之作，《南京照相馆》的突破在于其摒弃了宏大叙事。影片并未将重心放在战争残酷性的直接描写（仅以开篇十分钟的宏大场面交代背景），而是聚焦于一群“非典型抗争者”——在凋敝南京城中慌忙乱窜的普通邮差、梦想成名的小演员、藏匿的照相馆老板一家、装死逃生的警察以及贪生怕死的翻译。他们最初的目标仅仅是“活下去”，既无预设的英雄光环，也缺乏明确的抗争意识。

这种小人物视角的独特力量，在于其无比贴近历史中大多数普通人的真实状态，更能唤起当代观众的深刻代入感。坐在影院里的我们，99%都是芸芸众生。若置身于那场浩劫，我们或许幻想过成为英勇的战士，但更可能，我们就是电影中的那些角色：是抱头鼠窜的苏柳昌，是躲藏求生的金承宗，是装死蒙混的宋存义，或是迫于生存沦为汉奸的王广海一家和林毓秀。

影片无情地剥去英雄主义的外衣，迫使我们直面一个残酷的真相：在那场灾难中，我们很可能就是那群在恐惧中挣扎、于夹缝中求存的普通人。然而，这种设定并不是为了引发观众的绝望，恰恰相反，它为观众铺设了一条通向影片真正内核的路径。

《南京照相馆》最打动人心之处，正源于**它细腻展现了这些与我们无异的平凡人，如何在目睹深渊之后，于绝望的夹缝中，迸发出超越个体生存的勇气——毅然选择了以“记录真相”为名的抗争之路。**这种基于恐惧与犹豫的抉择，远比“天生英雄”的叙事更具震撼人心的感染力。

**影片的核心叙事，正是徐徐展现这群人在绝境中从“被动求生”到“主动觉醒”的心路历程。**影片前半段，阿昌和老金在抢夺伊藤给出的保命字条；老金夫人和林毓秀争论谁有资格睡房间里的床；宋存义竭力争取留在照相馆避难；王广海则在争取到老婆孩子的通行证后，还想为自己的“表妹”林毓秀争取一张通行证。他们每个人，都在利用成年人的心机和小手段为自己争取最大的生存空间。

然而，随着一张张记录日寇暴行的照片被冲洗出来，这些心机与算计被碾得粉碎。当日本军官学会洗照片并调来专家后，他们赖以生存的途径也变得岌岌可危。此时，什么保命字条、床铺之争、个人财物都显得可笑且毫不重要。生死存亡的绝境最终迫使他们放弃幻想，走上为“让真相被看见”的斗争和冒险之路。

正因无法期待这些普通人如获神力般拿起武器化身英雄，这样的冒险，便是小人物在乱世中能进行的抗争。在《南京照相馆》中，抗争的载体是“胶片”，方式是“冲印、隐藏、传递”。

因此，全片自始至终，我们都没有看到这几个小人物持枪反抗：宋存义用砖块砸死日本兵，日本兵手枪掉在王广海的脚边也不敢拾起，阿昌向日本军官泼洒显影液，而照相馆老金则在临死前以照相机为武器，用按下快门的动作象征性地“扣下扳机”。

**他们的抗争因其身份而具有合理性。**表面顺从——帮日军冲洗照片、洗衣、配合拍摄“亲善照”——但暗地里却“截留罪证”：偷印底片、用假照片蒙骗日军，将日军企图炫耀或掩盖的暴行记录，转化为揭露真相的武器。这种“以记录为矛”的抗争模式，使“保存历史证据”本身，不仅成为对抗侵略的合理方式，也深刻凸显了“真相不可被掩埋”的主题，正如片中台词所说：“照片会褪色，但记忆不会。”

最令我震撼的，是《南京照相馆》对日军形象的刻画。**它断然放弃了某些同题材作品中为加害者预设“良心未泯”或道德复杂性的套路，拒绝提供任何稀释罪责的“人性补丁”。**影片以决绝的姿态，完整呈现了摄影师伊藤从披着“文明面具”的伪善者（如喂食流浪狗、假意与苏柳昌称“友”）到彻底暴露凶残本性的过程：发现底片被调包时的癫狂嘶吼；借军官之口对“仁义礼智信”的扭曲解读；最终在令人发指的摔婴暴行中完成了从“儒雅文青”到“残暴恶魔”的彻底反转。这一过程将军国主义对人性的极致异化赤裸裸地展现出来。

影片深刻揭示：**侵略的本质不在于个体表面的善恶，而是系统性暴力对人性的彻底摧残与扭曲。**这种拒绝为历史暴行打“人性补丁”的创作立场，不仅是对30余万死难者的深沉告慰，更是对当今世界的振聋发聩的警示——任何试图美化侵略、淡化历史的伎俩，都将在真相面前无所遁形。

带着影片引发的对历史记忆与责任的沉重思考，我去搜索了相关影评，却不想看到一些尤为刺耳的评论，例如以下：

「电影全片讲日本人如何暴虐，无非是想转移内部矛盾罢了」
「还搞仇恨教育，事情都过去八十多年了，还揪着这些陈年往事干什么？」
「我们是大国，是战胜国，还搞仇日那套简直无聊透了。」

我不想就这些具体问题展开争执，网络中已经有很多争辩之词，但我想这些声音的核心质疑直指一个根本性问题，也是今天想讲的真正主题：一个国家，应当为历史上的过错道歉吗？或者更直白的说，现在的日本人，应该为过去的日本人犯下的罪行担责吗？

这个问题并非中日独有，围绕历史道歉和责任的争论在世界各地都曾激烈上演。例如，德国就二战大屠杀向犹太人道歉；美国就奴隶制与种族隔离进行反思；澳大利亚为“被偷走的一代”向原住民致歉。

许多反对公开道歉的人持有一种颇具代表性、看似说服力十足的观点：当代人不应当，实际上也不能，为前辈所犯的过错道歉或承担责任。

其核心逻辑在于：责任是个人的，只属于行为者本人。我没做过的事，凭什么要我道歉、担责甚至赔偿？让我为那些在我出生前发生的事道歉，难道不荒谬吗？

**这种“非当事人不担责”的观点颇具市场。**例如，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德就曾拒绝为强占原住民孩子的政策向“被偷走的一代”正式道歉，理由是：今天的澳大利亚人，不该为祖辈的行为承担责任。

在美国关于奴隶制赔偿的争论中，也有议员质问：有哪个活着的美国人曾蓄奴？既然没有，凭什么要我们这一代道歉？另一位反对者更直白地说：我没拥有过奴隶，也没压迫过谁，为什么要为几百年前祖先做的事还债？

**反对者认为，道歉的本质是承认责任。谴责暴行谁都可以，但道歉，只有真正参与或牵涉其中的人才有资格做，也才需要做。**要求现代人为他们出生前的历史罪行道歉，就像要求一个人为他曾曾祖父的行为道歉一样荒谬——血缘或国籍的联系，能自动传递道德责任吗？

这种“非当事人不担责”的观点，背后有一套看似坚实的哲学支撑。它根植于**“道德个人主义”**观念，**其核心是：真正的自由意味着我们只对自己主动选择承担的事情负责。**我欠别人的，只能源于我亲口承诺、亲手签约或心甘情愿的承担。什么家族血脉、国家身份、历史包袱，都不能强行把不属于我的责任扣在我头上。

这种想法听起来极具解放性和吸引力，因为它强调个人的独立和自主。它假设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个体，并不是生来就带着祖辈的“道德债务”。约束我们的，应该是自己认可的选择，而不是那些我们根本没参与过的历史恩怨。

顺此思路往下推，结论就很明确了：今天的德国人，凭什么要为纳粹时期他们爷爷甚至太爷爷辈犯下的罪行负责？现在的美国人，又为什么要为几百年前的奴隶制买单？

同样道理，要求一个出生在和平年代的普通日本人为侵华日军的暴行道歉或担责，就更显得没道理了——毕竟，他既没参与屠杀，也没表示同意要背这个历史包袱。只是因为国籍相同，就等于自动继承了前辈的罪责？

这种以个体自由选择为核心的自由主义道德观，在西方主流政治哲学中影响深远。从约翰·洛克（主张政府合法性基于公民同意，因人是“本性上自由、平等、独立”的存在），到伊曼纽尔·康德（强调真正的自由是摆脱欲望和偶然性，通过理性为自己立法），再到约翰·罗尔斯（提出在“无知之幕”下剥离个人身份、利益和历史背景来设想正义原则）。

他们的理论虽各有侧重，但都倾向认为：**道德义务的根基在于个人的意志和选择，而非生来就有的身份标签或无法选择的集体历史。**在他们看来，国界、民族身份本身不会自动产生道德“债务”。

因此，依据“道德个人主义”逻辑，要求未实际参与侵华战争的现代日本人道歉担责，在道德上便不成立。“责任”无法像传家宝一样，顺着血脉或国籍自动传下来。

分析至此，这套逻辑似乎真的就无懈可击：人有权追求纯粹自由，拒绝强加的道德标准或历史包袱，只要不妨碍他人即可。

然而，看完《南京照相馆》，面对那些被胶片定格的血淋淋暴行，听着“我们中国人不许你们这样糟蹋”这样沉重的台词，我心中涌起强烈的直觉性抗拒：这种“非当事人不担责”的道理，真能解释那份沉甸甸压在心头的感觉吗？真能回答为什么三十万同胞的苦难，需要被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整体去正视和铭记吗？

人，真的能像格式化硬盘一样，将承载着集体创伤的过去一键删除吗？一句轻飘飘的“那是过去的日本人干的，与我无关”，就足以将整个民族与那段黑暗历史彻底切割干净？

这种基于直觉的深刻不适感，正是我觉察到此类自由主义自由观存在根本缺陷的起点。我隐约感到其逻辑中缺失了某些关键维度，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无法清晰地表述缘由。

后来我想，那些声称“当代日本人无罪故无责”的人，本质上是试图将自己从日本民族的历史叙事中强行剥离出来。他们乐于享受“日本人”身份带来的文化认同、国家保护、经济繁荣等共同体的益处，却断然拒绝与之共生、作为共同体成员所应承担的历史道义责任。这是一种道德上的“搭便车”，只取所需，不担其重，是彻头彻尾的虚伪与逃避。

直到在李春成老师的公共伦理课上学习到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的美德伦理学，我才发现，麦金太尔早在《追寻美德》中便已对这种观念给出了有力回应。他反对将人看作纯粹自由选择的个体（意志论），提出了“人是讲故事的存在”这一替代观点。

麦金太尔认为，我们如同生活在故事中的“探索者”。**他的核心观点是：只有先理解“我身处什么样的故事”，才能明白“我应该做什么”。**正因我们是“讲故事的人”，人生才天然带有某种“方向感”——这并不是指被外在力量设定固定目标，而是指人生虽充满不确定性，却如同小说有其脉络和走向，引导我们面向未来。

他进一步强调，人并非凭空出现。**我们一出生就带着特定的“社会身份”：是谁的子女、哪个家族/城市/国家的人、从事什么职业……这些身份角色也在定义“我”。**因此，对我来说是“好”的事，也需符合我所扮演角色的“好”。

**更重要的是，我们从家庭、城市、民族、国家的历史中继承了许多：既有前人的恩惠遗产，也有未了的责任义务。**这些构成了人生的基本背景和道德思考的起点。例如，对家族家风的认同践行、对故乡的忠诚维护、对历史的铭记、对国家荣誉的骄傲自豪、对信仰的坚守——这些责任并非我们主动“选择”，而是源于我们生来就被赋予的身份（作为家庭、群体、传统的一部分）。

除非我们承认自己是被这些“身份包袱”包裹的自我，必须背负不由分说的道德要求，不然就无法真正理解日常生活中那些长久的情感经验从何而来，既包括那些让我们骄傲、自豪的荣誉，也包括那些让我们羞辱、愤懑的历史。

因此我看来，**一个拒绝承认南京大屠杀这场民族灾难的中国人，不配称为中国人；同样，一个拒绝承认日军侵华暴行的日本人，也不配称为日本人。**记忆是身份的底片，不论中国还是日本，不论施暴方还是受害者，拒绝显影真相的民族，终将迷失在自我虚构的虚焦之中。

要避免这种迷失，就必须追问：我们是谁？

我们不是凭空冒出的原子化个体。我们生在中国，说着汉语，吃着米饭，我们的喜怒哀乐、是非观念，甚至我们看《南京照相馆》时那种揪心的痛和复杂的感受，哪一样不是被这片土地的历史、文化、共同经历所深深塑造的？

就像电影里的苏柳昌、老金、老宋、林毓秀，他们最初只想活命，是小人物，是“非典型抗争者”，可当他们被迫直面那血淋淋的真相——那不仅仅是他人的苦难，更是发生在“我们”的土地上，针对“我们”同胞的暴行——他们的选择就变了。

这种转变，不是抽象的“道德律令”，不是剥离道德包袱的自由追求，而是根植于他们作为这片土地上挣扎求存的一份子，对同胞苦难感同身受的切肤之痛，这份源于共同身份的必然共情，是对“我们”这个共同体基本尊严的捍卫冲动。

麦金泰尔还举例，他说：“一些德国年轻人认为，自1945年二战结束之日起，纳粹对犹太人的暴行，就跟当代德国人以及当代犹太人毫无关系了。”这正是他试图批判的那种肤浅道德个人主义的典型表现。

而他所提出的“叙事性自我”和“嵌入性身份”理论，恰恰为我们理解那份沉甸甸的、基于共同体身份的历史责任感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让我们能够清晰地认识到，那种割裂自我与历史的观点错在何处：“自我可以完全脱离它所在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赋予它的角色和位置”——这不过是一种错误的假设。

当政治告别道德：重新审视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颠覆性遗产

Tue, 29 Jul 2025 00:00:00 +0800

此前一篇关于《理想国》的荐读文章，其实并不完美。它仅浅显地介绍了书中的哲人王思想，对于第一卷中苏格拉底与克法洛斯、玻勒马霍斯、色拉叙马霍斯关于“何为正义”的精彩交锋，以及后续的政体退化演变，都未作深入探讨，实属遗憾。

按政治思想史的脉络，从柏拉图顺流而下，本应自然抵达其弟子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然而，一想到要写亚里士多德，那个试图构建稳定、中庸、近乎完美的城邦模型便自动在脑海浮现，让我提前感到一种“审美疲劳”。思绪瞬间被拉回研究生期间“政治学著作选读”的第一堂课。课上，陈明明教授开列书单后，我便天天泡在图书馆里，为写一篇合格的读书报告而逐字啃读那些经典，《政治学》也在其中。

但这个回忆恰好促使我重新打开陈老师的书单。在那个关于“公共生活与天生的政治动物”的单元里，不仅有《理想国》和《政治学》，还有一本让我反复品读、啧啧称奇的作品——尼科洛·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虽然我一开始选择读它的动机仅仅因为它的篇幅最短）

与亚里士多德致力于探讨“应然”（人应该如何生活，城邦应该如何组织）不同，马基雅维利冷酷地撕开了所有理想化的面纱，直指政治权力运作的“实然”——如何获取它、如何保住它。

这种从“应然”到“实然”、从道德哲学到权力技术手册的惊人转向，让《君主论》散发出一种危险而致命的魅力，也让我心安理得地搁置了介绍《政治学》的念头，转而投向更令人着迷的《君主论》。

他毅然抛弃了关于美德与正义的冗长说教，直接教授新君主如何在充满背叛、欺诈和暴力的险恶世界中生存并壮大。其建议的手段更是令人咋舌，竟毫不遮掩地建议君主使用暴力、欺诈等“非道德手段”来巩固权力。

这就像每个人内心都有的那些不可告人的阴暗想法，他不仅堂而皇之地说出来，公之于众，还将其写成了一本逻辑缜密的操作手册。

难怪他的政治思想引发了持续几个世纪的激烈争论，甚至到了“人言人殊”的程度。某种程度上，这也“怪”他自己——文笔如此清晰优美，逻辑连贯缜密。《君主论》好读得不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全无卢梭式的内在矛盾或黑格尔式的晦涩难懂。

他清晰而直接的表达，使其论述几乎没有可被曲解或“洗白”的模糊空间。所有读者都将无可避免地直面其思想本身的冲击，激起最极端的反应。**贬之者斥其为将世界推入深渊的魔手，褒之者誉其为引渡世人抵达彼岸的舵手。**有人读罢深感其魅力，有人则无比厌恶，却往往难以言明缘由。那么，他的思想为何能持续吸引人们的兴趣？我想或许有以下几个关键点：

**首先，也是最显而易见的，是他那惊世骇俗的观点本身。**尤其是如今已被标签化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形象——建议新君主通过暴力与欺诈（如“冷酷无情及机关算尽的心计”）来巩固权力。然而，建议君主使用低劣权谋手段（暴力、欺诈）在历史上并非新鲜事。**亚里士多德就曾直白地向僭主提出过“马基雅维利式”的建议：“暴君应精心伪装自己，让臣民相信他并非暴君。”**认为君主有时必须采取极端手段（不择手段）以拯救国家，这本身已是古代政治思想的常见论调。那么，为何独独马基雅维利饱受争议？此处暂且按下不表。

**其次，相比内容，争议或许更在于其呈现方式——一种极其直白、不加掩饰的方式。**这需要结合时代背景来看。当时的基督教思想家深受中世纪经院哲学影响，惯于在神学框架内解释政治现象，教导君主实践基督教美德（慈悲、宽恕），将统治合法性绑定于道德与神意。马基雅维利却直接掀了桌子。**他不仅不浪费笔墨反驳基督教政治思想的基础（如自然法、原罪、君主传播真教的义务、经文权威、教父思想），反而选择完全忽视、不予置评，仿佛这些概念无关紧要，径直将这些“当代思想包袱”丢进了“历史的垃圾桶”。**讽刺的是，中世纪“君王宝鉴”类著作必谈新王应践行的基督教美德。马基雅维利却将君主成功所需的品质（如刻薄、寡恩、必要时残忍）也冠以“德”之名，并置于首位。

这样解读其争议性似乎有道理，但不够深入。主要问题在于，《君主论》在文本内容上确实不属于基督教系统，甚至在理论层面是反基督教的。但马基雅维利令时人震惊，是因为人们拿它去对比基督教理想化的政治和道德理论（如“君王宝鉴”宣扬的慈悲宽宏）。若对比历史上基督教君主和政治家们的实际行为，它似乎就没那么骇人了。

基督教虽是讲宽恕的宗教，但“宽恕”本身就预设了罪恶的存在。中世纪的思想家和君主们，理论上推崇美德，实践中对人性堕落和政治的残酷现实心知肚明。再如马西利乌斯在《和平的保卫者》中提出崇高原则：“人民的福祉是最高法则”。然而在实践中，“人民的福祉”这种宏大而模糊的目标极易沦为空洞口号，甚至成为危险的借口——统治者可以为实现此目标采取一切专横、残忍、非法的手段。

**再者，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基雅维利的思想过于超前。**对于当时仍笼罩在中世纪神学思维下的人们来说，这思想太陌生、太刺激，如同窥见未来之物，令人不安。同时，他不辩论基督教思想的对错，而是直接当它们不存在。这种沉默的无视更具杀伤力，甚至被视为不经意间开启了现代政治思想的大门。

但至少在我看来，这种因其思想“前瞻性”而“令基督徒惊骇”的观点站不住脚或被过度简化了。仔细审视，**他骨子里是个地道的“崇古派”。他狂热推崇古希腊罗马（尤其是西塞罗、李维等古罗马作家），认为古代经验对现代人极具价值。**然而他“法古”，并非追寻抽象的道德高论，而是让新君主工具化地模仿古人，尤其是搬用古人打仗、搞阴谋、搞镇压的手段。

**最后，一个独特且有趣的角度是从其生平出发进行评判。**马基雅维利出身共和世家，曾任佛罗伦萨共和政府高官。美第奇家族复辟后，怀疑他涉入反政府阴谋，将其逮捕拷打。他竟一反常态，立即写出《君主论》向美第奇献忠。开篇奴颜婢膝的姿态淋漓尽致，宛如递交求职简历。通篇教导新上台的美第奇如何用狠招、耍手段控制新得的地盘。因此有人称，他如此明目张胆、毫无愧疚地抛弃终生信奉的道德和政治信念，史上罕见，堪称大恶人。

他的道德品行也难称道。其喜剧《曼陀罗花》内容低俗露骨，部分信件诗作被认为有伤风化，对妻子亦不忠诚。批评者视其为道德自由主义者。

若只读《君主论》，或偏执地认为《君主论》与《论李维》绝对对立，持此批评尚可理解。**可问题是，若只读《论李维》，则很可能将马基雅维利视其为史上最伟大的共和主义思想家之一。**书中反复论证共和制（尤其是罗马式混合政体）在稳定性、扩张能力、自由保障和公民美德培养上，远优于君主制或专制。

实际上，《君主论》与《论李维》不仅不矛盾，反而是彼此印证、构成完整体系的互补之作。《论李维》构建了一套宏大的政治理论框架，核心在于揭示国家政体必然经历的循环更替——从君主制到共和制，再经历衰朽混乱，而后需强权新君重建秩序，如此往复。

在这一循环中，马基雅维利明确指出，“一人统治”（君主制）绝非其理想或常态化的政府形式，它只是特定历史阶段（尤其是新政权建立初期或旧秩序崩溃后）的过渡产物和应对方案。因此，《君主论》详述的“君王政府”及其铁腕统治术，恰恰严丝合缝地嵌入《论李维》的整体框架，为这一循环中最脆弱且关键的“新君立国”阶段提供详尽策略。其性质更接近特定危机时刻的“急救手册”，而非普适性的统治哲学。

如果说以上分述的五个可能解释马基雅维利引起争议的角度，均不足以完全解释人们都感到不安的原因。那，这种不安的根源究竟何在？

答案或许仍在马基雅维利自身。

他通过《君主论》展现了一种领先于时代且独特的方法论：试图从一套关于人性的认定中推导出普遍适用的政治公理。他承认人性复杂多变，不能简单以善或恶作为立论基础（人可能时好时坏），以绝对的好坏立论，无异于在流沙上建造一座城堡。

既然人性中的好与坏都不确定，那人性中总有什么是稳定的？马基雅维利转而思考更实用的、面向统治者的人性中那些可预测、可利用的稳定特征，进而推导出放之四海皆准、永远有利于统治的政治公理。

何种人性特质稳定且可预测？他选择从“爱”和“怕”入手。因为在所有人际纽带中，这两种情感对政治服从的影响最直接、最深刻。

对君王而言，被爱戴是令人愉悦的普遍事实。直观逻辑上，被爱戴的统治者地位似乎更稳固。因此才有那么多帝王标榜自己以“仁政”或“德治”治国，以此彰显统治的合法性与道德高度。

但马基雅维利不以为然。在他眼中，爱虽好，却十分危险，因为人们时常背叛自己的爱。爱如野火，星星之火可能温暖你，形成燎原之势后也可能烧死你。虽不至如王尔德在诗中直白道出“人人都杀死心爱之物（each man kills the thing he loves）”，但我们都清楚，王朝历史多讲述着爱的不可靠。

同时，爱是感性的，身处其中者常做出非理性、不符合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恐惧则不然。恐惧如此可靠。当人们面对明确的惩罚（死亡、酷刑），通常会选择服从以避免伤害。这种基于利害计算的服从，比飘忽的爱稳定、可预测得多。难怪罗马暴君卡里古拉说：“尽管让他们恨我吧，只要他们怕我”。

恐惧看似可靠，却非无敌。若恐惧转变为仇恨，且仇恨之力压过恐惧，便会催生荆轲式的人物。因此，恐惧统治有其极限，需辅以他法。最要紧的是，现实中谋刺君主者虽少，但君主若忽略此小概率致命风险，一次成功刺杀即可终结政权，导致不可逆的毁灭。

故，最佳之法，是将统治安全建立于“最坏情况预设”之上：视所有人皆为潜在刺客。只有将所有人都预设为坏人，如同掷硬币，不论正反（好人/坏人），结果要么君主赢，要么君主不会输。

可是，视周遭所有人皆为潜在刺客，其生活可想而知。基于此，马基雅维利补充道，君主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学会“伪装和善”，因为世界期望君主至少在表面上是个“好人”，能善待臣民。君主必须“演戏”，扮演好“仁君”形象。

尽管如此，君主内心必须时刻清醒，认识到这和善仅是表演。潜藏其下的真正任务是“摘下别人的面具”。因为权力如磁铁，会吸引野心与背叛，尤其吸引近身之人。家人可能觊觎继承权（历史上兄弟相残、父子反目比比皆是），朋友可能在危机时退缩或背叛，权臣弄权篡位更是常态。

这简直是种无比折磨的生活。看似享有至高权力，却永远在演戏（伪装和善），永远在猜疑（看穿别人），永远在防备（预设恶意），有何“快乐”可言？马基雅维利冷酷地指出：统治权力与常人的幸福安宁本质冲突。它要求君主“诸事可舍”，牺牲内心的平静、真诚的情感和无条件的信任。

他最后的忠告直白而尖锐：若追求内心清静、渴望安稳生活，最好“趁早别当什么君王”。因为权力的王座并非荣耀的享受，而是需实实在在付出沉重灵魂代价才能勉强存活的荆棘牢笼。

说了这么多，都在解释他为何引起巨大争议。不论其《君主论》的内容、呈现方式、理论的“反基督教性”、思维的“前瞻性”，还是其不够光彩的生平，似乎都无法完满解答这个问题。

真正的核心矛盾与解答何在？如前所述，在马基雅维利自身。是他首创性地将政治这个概念硬生生从基督教道德的框架中剥离出来。这种剥离是彻底的——他不仅摒弃了基督教的神圣光环，也一并撕下了古典哲学披在权力运作之上的道德高调这层“遮羞布”。

由此，我们便可回到前文“按下不表”的问题：为何建议君主使用权谋的古已有之（如亚里士多德），实践残酷法则的君主代不乏人，独独马基雅维利引发了如此持久而本能的道德恐慌？

答案的核心，**就在于他完全跳出了传统的“辩护”框架。**亚里士多德在建议暴君伪装时，至少还承认“伪装”的必要性，默认了道德标准的存在。历代君主行不义之事时，也无不打着“上帝意志”、“国家理由”或“人民福祉”的旗号寻求合法性（无论多么虚伪）。

马基雅维利的颠覆性在于，他不仅不要求伪装（虽建议表演），甚至不屑于为这些“必要之恶”寻求任何道德或神学上的正当性证明。他将政治权力运作的冷酷法则（获取与维持），纯粹作为一种技术性知识呈现出来，其价值判断仅基于效用（是否有效达到目的），而非道德（是否符合美德或神意）。

**这种彻底的“价值剥离”和赤裸裸的技术化呈现，才是真正刺痛当时神经、并持续挑战后世道德敏感性的根源。**他让政治的“脏手”本质无处遁形，迫使人们直面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成功的统治有时需要拥抱那些被道德和宗教明确谴责的手段，而这些手段本身，在纯粹的技术层面，就是有效的。

正是这种对政治本质的去道德化、技术化揭示，以及对任何辩护框架的彻底摒弃，构成了《君主论》最惊世骇俗、也最具现代性的遗产——他事实上构建了现代政治现实主义。

这套纯粹基于权力和现实效用的“政治技术手册”，对习惯了用神学和道德思考政治的基督徒而言，无异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他表面“复古”，实则以古典为武器，将政治从中世纪“道德和政治一体化”的常规叙事中割裂开来。难怪世人“惊骇”，也正因如此，他被时人视为“恶魔”，却为霍布斯、韦伯奠定了基石。

至此，对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核心颠覆性的探讨暂止于此。为此我重新查阅了许多文献。幸得学妹同我分享校园网账号，让我这个毕业生能充分利用学校图书馆线上资源。

耗费数日精力撰写五千余字，却仍未详述《君主论》给君王的具体建言，是本文的遗憾。但我想，若读者能坚持至此，心中理应已生起对《君主论》的兴趣了吧。

哲人王的国度

Thu, 24 Jul 2025 00:00:00 +0800

荐读导语：「什么是正义？我们应如何建立一个真正美好的社会？那些手握权力的人，又该拥有怎样的灵魂？」

——这些恒久困扰人类的根本问题，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在他那部影响深远的对话录《理想国》中，展开了极其深刻、系统乃至惊世骇俗的探索。

今天，就让我们聚焦于其最具革命性和持久影响力的核心构想——由洞悉“善的形式”的“哲人王”领导的护卫者阶层，及其对“正义”的独特定义。

首先，请大家闭上自己的眼睛，将柏拉图想象为一位最顶尖的社会架构师，他要设计一个终极完美的共同体——一个他称之为“理想国”的地方。他的核心蓝图并非建立在财富或武力之上，而是“正义”。实际上，这正义并非我们通常理解的公平审判或法律条文，或“可以做这个，不能做那个”的规定。

他心中的“正义”是一种精妙的秩序或结构：**让社会中的每个人，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处在最适合其天赋和能力的位置上，各司其职，和谐运转。**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每个零件都在正确的位置发挥功能，整个系统就可以持续、高效、稳定地运行。

那么，第一个问题来了，究竟谁有资格担任“总工程师”，确保这台精密机器（即正义的秩序）持续、高效、稳定地运行？柏拉图在书中给出了一个颠覆性的答案：护卫者，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护卫者中的最高领导者——哲人王。

因为在柏拉图看来，管理国家是最高深、最重要的“技术”，掌握它绝非易事，需要经历一场长达几十年的灵魂与智识的严苛淬炼。

如何培养这样的哲人王？柏拉图设计了一套漫长而严苛的教育筛选体系，堪称一套古代版的“精英培养计划”。这个计划对所有人开放（包括女性！这在当时极为超前），但过程极其漫长，直到五十岁才算完成。所有参与学习的护卫者要先努力完成文学、数学、音乐、体育等基础科目，之后才能进入最难最核心的学习阶段——辩证法训练，即真正的哲学思考。

所谓辩证法训练，绝非为了争论输赢的诡辩技巧，而是一场永不停歇的“真理探求实践”：它要求参与者提出观点，接受最严谨的质疑与反驳，直面矛盾与不足，不断整合改进，在循环往复、螺旋上升中逐步逼近真理。

柏拉图认为，《理想国》这本书本身就是在进行一场宏大的辩证操演，既描述哲人王的培养过程，也通过其论证方式展示这种思考本身的优越性。只有能理解并坚持这种辩证过程的人，才具备成为哲人王的潜质。因此，最终也只有极少数兼具卓绝天赋与钢铁意志的人，才能完成整个训练，获得对最高真理——「善的形式（The Form of the Good）」——的洞见。

柏拉图用“太阳”精妙类比看似抽象的「善的形式」：如同太阳照亮万物使肉眼可见，没有“善”之光，其他形式（如正义、美）便隐于黑暗，无法被心智之眼“看见”和理解。

而对哲人王来说，只有通过辩证法达到对“善的形式”的认知，哲人王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好”（善）的国家、好的法律、好的教育、真正的正义。“善的形式”就成为了哲人王治理国家的唯一、最高、绝对的标准。没有“善的形式”这个“太阳”，哲人王就如同在黑暗中统治，无法看清方向。

读到这里，你或许会好奇，既然培养哲人王如此复杂、繁琐且耗时长久，为何非要如此大费周章？直接教授他们统治技术不行吗？**在柏拉图看来，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种看似“捷径”的方法，从根本上误解了统治的本质。**柏拉图坚持如此漫长严苛的哲学教育路径，根本原因在于他对统治本质的深刻洞察：

**首先，统治的本质绝非技术或权谋，而是最高形式的智慧（认知“善的形式”）与内在德性的结合。**仅靠模仿先例或学习规则，只能获得“意见”或经验技巧，无法触及真知，更无法实现真正的正义。这种最高智慧要求统治者洞悉宇宙与人类社会的终极目的和价值标准（即“善的形式”），并具备卓越的辩证思维能力，能超越表象，洞察本质，进行严谨的逻辑推理。唯有如此，方能做出真正正义的治理决策。

**其次，柏拉图认为护卫者接受哲学训练的直接目的，在于塑造完美的统治者灵魂，使其成为尽可能接近“哲人王”理想的存在。**即：一个理性充分发展、灵魂高度完善、以追求真理和至善为最高目标的人。因此，被统治者的福祉（城邦的正义、稳定、繁荣）是统治者自身灵魂完善、智慧充盈、行为公正的必然结果和外在表现。它不是通过直接学习如何“服务”或“管理”人民获得的技巧达成的，而是统治者自身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自然延伸和结果。

**再者，基于最高智慧的动态判断，使柏拉图认定理想国无需僵化的成文法律体系。**面对复杂现实，唯有洞悉“善”的哲人王，能从“善”的第一原则出发、运用辩证能力审时度势，做出最正义的决断，任何固定规则反而可能成为误导。那么，如何确保决策的一致性与城邦的稳定？答案在于护卫者阶层的共识机制（思考“其他合格护卫者会如何做”），这维系了这种基于共同智慧的动态统一。

**不仅如此，承担统治责任本身，正是哲人王维系灵魂完善的内在要求与实践途径。**柏拉图强调，真正的哲人王是“勉为其难”地接受这一神圣义务的——统治虽非其最爱（纯粹沉思），却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关键在于，灵魂的正义（理性统御激情与欲望）如同城邦正义，绝非静态成就，而需持续实践来维护。参与统治，正是哲人王运用理性、巩固灵魂秩序的核心场域。拒绝它，便意味着放弃维持自身灵魂正义的关键修炼。因此，统治不仅是服务城邦，更是哲人王实现并保持其作为“正义之人”与“智慧化身”的必然要求，是其灵魂卓越的自然延伸。

柏拉图缜密的思考让他并没有止步于此，在他看来理想国的稳定并不是高枕无忧。他清醒地认识到，有一个重大的潜在威胁来自于统治集团的“边缘”——助手阶级。这些人是经历了部分护卫者训练（如体育、音乐、初级军事教育），但最终未能通过最高阶段的辩证法考验、未能“看见”善的形式的落选者。他们构成了国家的军事和警察力量，拥有相当的武力和组织性。

柏拉图担忧之处在于：**助手阶级虽然过着与护卫者相似的艰苦生活（无私有财产、无家庭），却缺乏护卫者最核心的精神支柱——对“善的形式”的洞见和由此而来的内在满足与平静。**他们的纪律更多是外在强加的（如团队精神、服从命令），而非源于灵魂深处对至善的追求和理性对自身的掌控。

在柏拉图设想的、高度封闭且长期和平（如斯巴达模式）的理想国中，助手阶级旺盛的行动欲和建功立业的渴望很可能因缺乏真正的用武之地（如战争）而陷入无聊或挫败。这种能量若无处释放或得不到精神层面的升华，极易转化为对现状的不满，成为动摇护卫者统治根基的隐患。

柏拉图甚至认为，助手阶级的团结性（作为军事组织）和被统治者的散漫性相比，使他们更有可能成为挑战的来源。巧合的是，助手阶级的隐患，恰恰反证了抵达智慧顶点（理解“善的形式”）的极端重要性：唯有哲人王灵魂的彻底完善，才能提供统治所需的真正定力与内在满足，确保其“安守其分”；中途止步者，即使拥有力量，也因灵魂的“未完成”而潜藏风险。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柏拉图想了很多办法，例如，**柏拉图设想：既然护卫者本身就是从助手阶级中经过更严苛选拔上来的精英，他们当年作为助手时也经历过这种对上级的尊敬，那么这种尊重传统应该可以自然延续。**但实际上，这种基于传统延续性的推论，其逻辑严谨性和说服力尚显薄弱。

为让助手阶级（以及生产者）安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安守其分”），他又诉诸于一个精心编织的“高贵谎言”，说**人都是大地母亲的子女，母亲在造人时掺入了不同的金属，掺入金质则为护卫者（统治者）、掺入银质则为助手、掺入铜质为生产者，与柏拉图为他的理想国划分的三个阶级相互对应。**然而，依赖虚构神话进行统治，与柏拉图宣称的理想国基于理性（哲学、辩证法）的根本原则自相矛盾，凸显了其理论在面对现实人性挑战时的困境。

最后，我们站在被统治者的角度来进一步审视，统治者的灵魂完善与智慧充盈，本身就是最强大也最自然的引导力量。当护卫者阶层因其内在德性而成为城邦中显而易见的“理性”化身时，其他阶层的成员（助手和生产者）会自发地通过观察和模仿他们的行为，来理解并遵循自己在城邦中的恰当位置和职责。城邦的秩序与和谐，并非依赖于纤悉无遗的法律条文来强制规定，而是源于统治者自身卓越状态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和凝聚力。被统治者的各类福祉，正是通过这种“各安其分、各司其职”的自发秩序得以实现。

诚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构建的思想大厦远比我在此勾勒的更为宏伟。比如：他借苏格拉底之口，编织了震撼人心的“洞穴寓言”，揭示了人类认知的困境与追求光明的艰辛；他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灵魂三分说”，将人的灵魂比作一个微缩的城邦，其内部的秩序（理性统治激情与欲望）正是城邦正义的根基；他还系统分析了政体如何从理想的哲人王统治逐步堕落，历经荣誉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最终滑向最糟糕的僭主政体的悲剧性过程。所有这些深邃洞见，都指向一个核心结论：维系个人与城邦的正义与幸福，根本在于统治者灵魂与最高智慧（“善的形式”）的联结。

正因如此，当重新审视最初的问题：为什么不直接教授护卫者统治之术？其答案便愈发清晰，柏拉图洞察到，绕开漫长的哲学教育，试图传授具体统治技术，不仅是徒劳的，更是极其危险的。**因为这只会催生出精于权术却灵魂扭曲的寡头政客，或是擅长取悦民众却缺乏真知的煽动家。**这些人或许能在短期内制造某种繁荣或自由的假象（如同民主初期的吸引力），但其内在缺陷（灵魂失序、缺乏真知）注定了由其主导的政体必然走向混乱与堕落（甚至最终沦为暴政），印证了他对政体堕落的分析。

柏拉图坚持哲人王教育的艰难路径，正是因为这是确保统治者的灵魂真正与“善”联结，从而在根本上维系长久正义与幸福的唯一可靠方式。

在我惊叹于其思维缜密与宏大之余，一个尖锐的现实质问必然随之浮现：这样的“哲人王”要求是否过于严苛，以至于近乎不可能？这宏伟蓝图本身，是否已深深烙上了不能抵达之“乌托邦”的印记？

柏拉图对哲人王的要求，堪称人类灵魂与智识的巅峰挑战：**需兼具卓绝天赋、钢铁意志、数十年无懈可击的哲学淬炼，最终洞悉那超越性的“善的形式”。**这本身就已筛选掉绝大多数人。更关键的是，柏拉图所描绘的这种统治者，其灵魂的纯粹性、理性的绝对主导、对至善的坚定执着，几乎剔除了人性的复杂、情感的波动、以及权力本身固有的腐蚀性诱惑。我们几乎可以笃定，现实中不可能存在这样的人。

显然，柏拉图本人也深刻意识到这种“不可能性”，他在书中借格劳孔等人之口提出的质疑（如哲人可能被视为怪人、无用者，或权力会腐蚀最优秀的灵魂），以及他对政体必然堕落规律的悲观描述，还有他在晚年通过《法律篇》对《理想国》的修正，无不透露出他对这一理想实现难度的清醒认知——他深知人性与现实的泥沼。

既然如此，柏拉图为何还要坚持构想“哲人王”？这看似矛盾的执着，恰好揭示了《理想国》这部哲学经典的深邃意图。他并不是要为世人呈上的一份刻板的、可参照实施的治国方略，而是建造了一座矗立于思想巅峰的永恒灯塔。

**他通过构建“哲人王”的统治者形象，一个灵魂与智慧都臻于完美的“人”的典范，无论这个标杆实现难度如何，都为世人提供了一个无可辩驳的、绝对的标准，用以衡量现实中一切统治者及其统治方式的优劣与偏离。**如果没有这个“不可能”的理想，我们就失去了批判现实、追求卓越的终极参照系，只能在相对主义的泥潭或实用主义的妥协中沉沦。

所以，尽管他清醒地认识到人性与现实的局限（比如他对格劳孔质疑的呈现和对政体堕落的悲观），也并不妨碍他勾勒出那个在逻辑上、价值上理应如此的完美形态。这就像几何学家描绘完美的圆——现实中永不可能画出绝对完美的圆，但这并不影响“圆”的概念作为衡量一切实际图形的终极标准所具有的永恒价值。

在领略了柏拉图《理想国》中“哲人王”构想的革命性与争议性后，相信大家心中都会浮现出一个极为实用而现实的疑惑：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为何我们仍需阅读这部包含“不切实际”设想的经典？

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柏拉图执着于通过严格辩证训练逼近真理。在信息爆炸、快餐文化盛行的今天，它能迫使我们反思：我们的决策，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社会治理，到底是建立在深思熟虑的真知灼见上，还是被表面的意见或情绪所裹挟？

柏拉图洞察到，缺乏内在德性与智慧的统治者，无论掌握多么精妙的“统治术”，最终都可能将城邦引向堕落（寡头的贪婪、民主的混乱、僭主的暴虐）。**这警示我们，任何社会制度的良性运转，都无法绕开对领导者道德品质、理性能力和超越个人私利的精神追求的严格要求。**在领导力危机频发、权力失范现象屡见不鲜的当代，这一洞见尤为刺耳且振聋发聩。

最重要的在于，尽管《理想国》常被批评为“不切实际”甚至“极权”，然而其不朽价值，恰恰在于它是一场极致的思想实验，它能驱动每个读者在他设定的这套框架内去思考。

《理想国》并非现实政治的蓝图，而是一面棱镜——它通过构建一个（在柏拉图看来）逻辑臻于完美的模型，折射、放大并暴露人类政治、社会与人性中关于精英与大众、效率与自由、稳定与变革、理性与激情、真理与实用的深层矛盾。

我们阅读它，绝非为了复刻古典乌托邦或照搬其方案，而是接受一场思想的淬炼。跟随柏拉图的指引（尤其是其“哲人王”理念），我们得以直面关于正义、德性与权力的根本诘问，挑战习以为常的假设，学习其彻底而系统的思考方式。

这趟思辨之旅的核心价值，在于深刻理解理想与现实间永恒的鸿沟，并激发我们反躬自省：在现实的约束下，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趋近那些值得追求的价值？

这面穿透千年尘埃的古老棱镜，其光芒始终叩击着人性与政治的本质：究竟需要何种智慧，方能引领我们走向更值得生活的未来？

所以，各位读者朋友，你们，准备好翻开这本书，迎接这场思想的淬炼了吗？

做长辈要克制

Tue, 15 Jul 2025 00:00:00 +0800

一位未曾谋面的长辈在我文章下留了言。之后许多天，我都在思索如何回复。这让我颇为踌躇——既不想让回复显得轻飘敷衍，又怕自己摆出过来人的姿态，站在道德高地上对他人的困境指指点点。

这于当下的我，确实是个难题。

因为我每天都在经历剧烈的自我拉扯：一面是极度抗拒成为自己曾经厌恶的那种人——大腹便便、在社交场合高谈阔论的油腻中年人；另一面却惊恐地发现，自己似乎正不知不觉、无可避免地向那个角色滑落。

我们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无论主动被动，每个人每日都被海量信息裹挟，吸纳无数观点。而吸纳之后，人便自然滋生出传播、讲述的欲望。于是，市面上充斥着各种观念与表达。

人人争相输出着不知从何处吸收的碎片化信息，再包装成自以为是的“金句”抛出来，只为换取那份虚无缥缈的自我满足。

然而，当饭桌上每个人都急不可待地输出观点时，谁来倾听？这正是我迟迟未回复的主因。我惧怕自己成为这场对话中又一个观点输出者。

所谓的“意见”、“建议”、“看法”，纵使再真挚、再切中肯綮、再直击人心，其底色，与那些饭桌上的侃侃而谈者又有何异？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炫耀罢了。

但经过几天的内心交战，我还是决定回复。凭着一股“去他妈”的洒脱，以及“老子癌症晚期患者想干啥干啥”的混不吝劲儿——当然，这只是玩笑话。

真正促使我下决心的，是我从那位长辈的留言中，感受到了身为父亲的智慧、克制、冷静，以及那份最宝贵也最稀缺的品质：真正懂得如何“尊重”孩子。

这位年长的朋友是在我文章《无法感同身受时，我们还有什么？》下的留言。那篇文章源于我化疗回家休养时重读《小王子》的感触。

读到小王子因飞机师无法理解他对玫瑰的担忧而委屈那段，我心有戚戚。我想探讨的是，人与人之间想要真正“感同身受”，理解对方最深的恐惧或珍视，何其艰难。

就像小王子无法让飞机师明白玫瑰的意义，或健康人难以完全体会病人的痛苦。我们经历迥异，珍视之物不同，有些感受——譬如面对死亡的孤独——注定只能独自承担。

因此，我觉得与其强求他人必须“懂”我，或勉强自己一定要“感同身受”（这常常徒劳），不如承认理解的局限，甘愿做一名默默的陪伴者。

而这位长辈在文末评论道：

「如果孩子迷了路、躲在牛角尖、沉迷虚拟世界、偏离航道，如果我暂时找不回孩子、正被孩子怨怼、无力解决，请自己，依然积极过好日常，至少，某日，孩子重入正途、回归现实时，我依然健在。有点冷漠，其实不是冷漠，这也是一类人的感同身受。我看到了，我在这里，我也是这样的感受。以前，有段时间，抗拒怜悯，现在，欣赏怜悯之心。**」

【以下，是我回复的内容】

看到您的留言，我内心深受触动。您说“至少，某日，孩子重入正途、回归现实时，我依然健在”，这绝算不上冷漠。相反，我从中读到了惊心动魄的平静和最深沉无私的爱——那是在力能扛鼎却无处使劲、被孩子误解、甚至自身濒临崩溃时，仍要咬着牙守住一个“未来可能”的清醒与坚韧。

这份挣扎与清醒，于我而言并非隔岸观火。它瞬间将我拽回十多年前的自己——那个高考前夕仍频繁出没于网吧的少年。

考前三天，当别人都在冲刺，我依旧雷打不动地泡在网吧。屏幕荧光映在脸上，心里其实发慌，却像被粘住般无法抽身。拍毕业照？同学们已在操场排队，我才在好友欣哥的催促下，极不情愿地被拽离电脑，从虚拟的壳中剥离出来。还记得考完试后我向同学炫耀：“前一天晚上只玩到12点，已经是给第二天高考最大的面子了。”

那时的我，和您的孩子一样，深陷在那个“不对”的阶段：逃避、沉迷、与现实脱节。那种拉扯感——明知不对，却又抗拒不了虚拟世界提供的即时快感与暂时麻痹——我太熟悉了。

因此，我不仅看到了一个父亲的挣扎，更真切地“认”出了那个孩子的状态——绝不是简单的“坏”或“不上进”，更像是一种迷失方向的痛苦摸索，一种用错误方式填补内心空洞的笨拙尝试。

当然，我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最终的高考成绩，远低于我的一模、二模分数。

虽然后来我从未后悔，但也时常回望那段“弯路”。我想，它或许并非全然的浪费。如同许多经历青春期阵痛的人一样，那似乎是某种必然的摸索。

是的，必然。

这种摸索常是被动的、无目的的，甚至显得毫无意义，纯属浪费时间。但即便如此，它仍是生命必经的轨迹，无人能全然规避。

所以，请您也别太绝望。就像河流有时需拐个大弯才能积蓄力量奔涌向前，人有时也需在歧路上跌跌撞撞，才能真正触碰到自己内心的边界与渴望。

生命本身蕴藏着远超我们估量的韧性与自我修正的潜能。连我这样的都磕磕绊绊地走了出来，找到了自己的航道。因此，请务必相信，您孩子内心的那股生命力从未熄灭，它只是暂时被迷雾笼罩。

正如那句尽管滥俗却深刻的话：**“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与对青春的感受。”**他其实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也许他此刻浑然不觉，只因身陷其中），缓慢地、曲折地，寻找着回归的路。而您此刻的“健在”与稳定，正是他未来某天蓦然回首时，最需要望见的那座灯塔。

与此同时，得知您选择“过好自己的日常”，我认为这至关重要。这绝非放弃孩子，亦非对其处境的漠视。恰恰相反，这是在惊涛骇浪中，为孩子奋力锚定一个安全、稳定的港湾。

试想：当孩子在虚拟世界的狂潮或现实的迷宫中精疲力竭、茫然四顾时，倘若他知道，自己最亲的人正在某处，按照某种稳定的、真实的节奏生活着——没有崩溃，没有放弃——这将赋予他多么巨大的慰藉与底气？

至少对我而言，这意义非凡。倘若我的父母能更稳定、更清醒、更理性，或许我会更敢于做出一些冒险的选择，而非像现在这般凡事求稳——只因所有风险的恶果，都是我无力承担的，也因此，我常怯于搏击那些风险中可能蕴藏的丰厚回报。

所以，您维持自身的生活秩序，守护自己的身心健康，就是在向孩子无声宣告：世界尚未崩塌，你的生活仍有根基。父母的爱，就在这里，持续而稳定地存在着。

待孩子真正想回头、有能力回归之时，您不仅“健在”，而且“状态尚可”。您能够以相对完整的自己，用力去拥抱他——这份力量，远胜于在焦虑中将自身也耗尽的歇斯底里。

这与我那篇关于“理解”的文章核心，深深呼应。我们都渴望最深的理解——如同小王子渴望飞机师懂得玫瑰对他的意义。

然而现实残酷，“感同身受”何其艰难！如同让飞机师真正体会“星星熄灭”的绝望。人与人之间，隔着经历、感受乃至生死的鸿沟，注定了我们无法完全踏入另一个人的心灵秘境。

而您的留言，恰恰印证了我想表达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层面：当完美的“理解”遥不可及时，“存在”（Presence）本身，就是一种最深沉、最朴实的“懂得”与支持。

您不强求孩子立刻理解您的苦心，也不苛责自己瞬间解决所有问题。您只是选择“在”——带着您的担忧、您的爱、您的无力感，依然努力地“在”那里，过好自己的日子。

您这份关于“依然健在”的确证，它不喧嚣，却拥有穿透人心的力量。只不过，这力量需要时间的沉淀与发酵。它绵长回响于时间的山谷，终将被听见、被理解：

「孩子，你的世界或许混乱，但我的存在，证明这世界仍有一部分是稳定、可靠、值得回来的。当你准备好的时候，我就在这里。」

最后，再次深深共情您的挣扎，也向这份在挣扎中依然挺立的父爱致敬。

其实，文章至此已可结束。

但我仍忍不住绞尽脑汁地想：除了坚守自身、保持“存在”之外，还能建议您做些什么？我苦思良久，最终只能抱歉地说：我想不出来。

毕竟，我未曾真正做过父亲。如我所言，我无法做到真正的感同身受，无法凭借父爱的本能去与您共情与求索。

但，我也曾是一个让父母心碎、耗费许久才蹒跚着爬出泥沼的儿子。请允许我，用这双回望的眼，试着描摹当年那个迷失的我，内心深处真正感知到、并被悄然触动的东西。

或许是晚归时桌上仍留有余温的白开水；
或许是我高烧时，那个一言不发、不责备也不安慰，只是默默量体温、熬药、安静陪在床边的人；
又或许是我像困兽般冲出房门，对他咆哮、发泄所有对现实的不满与自身挫败时，未被立刻反驳、未被讲道理、未被我的怒火点燃的沉默包容。

我想，最核心的：

不要让孩子感到被强行“纠正”或“拉回”，而是将节奏交还给孩子，让他知晓回家的路永远敞开，家门未锁，灯火长明；
将“无为”化作“大为”，不施说教、不行指责、不做强行干涉；

灰暗的人生起点并不代表任何事

Sun, 13 Jul 2025 00:00:00 +0800

不论在广州还是家里，老妈总爱跟我反复提起她童年的苦难经历：她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四个弟妹。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她很小就得干活挣工分，替外公外婆分担压力，却很少感受到父母的爱。

她反复强调，这份亲情的缺失如何深远地影响着她的人生。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思考是：艰苦的生长环境，是否必然导向灰暗的人生？

我一直都不认同两种论调。**第一种是优绩主义，即把成功完全归功于个人的努力和聪明才智。**前面我已经借分析哈佛毕业生蒋雨融的演讲详细阐述过。它的反面是残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定失败者咎由自取，全因不够努力和聪明。

同时，我也不认同另一种论调，即：**将自己所有失败都归咎于原生家庭或童年创伤。**这种论调仿佛能解释一切不如意和性格缺陷——要不都是环境的错，要不就是当年长辈太苛刻。

持此论调者，自述往往如此开场：「因为我小时候家里特别穷/我出生在穷乡僻壤/父母常吵架/他们很早就离异了……」

紧接着便是自我画像：「所以我自卑/所以我社恐/所以我眼界窄/所以我自认比城里孩子差得多……」

然而，这种看似合理的因果链条，在我这里行不通。我的童年家庭环境同样糟糕。父母三天两头争吵，大打出手。父亲酗酒成瘾，酒后性情大变，脏话连篇，不堪入耳。骂人时他怒目圆睁，甚至能听见他咬牙切齿的咯咯声。

从小到大，我都最怕过春节。对我家来说，除夕鲜有团圆的笑声，只有失控和混乱。父亲常在大年夜灌几口酒，然后毫无征兆地爆发——骂我妈，骂我，骂奶奶，接着摔碗砸盘子。

高一那年春节的情景，我至今难忘。父亲撒酒疯，竟然扛起瘦弱的奶奶，要把她从五楼窗户扔下去，仅仅因为奶奶劝他别闹。次年春节，又是我实在忍无可忍，在拉扯中狠狠给了他一拳。

他暴怒地冲进厨房，拎起菜刀追砍。我夺门而逃，茫然四顾，又折返回来，用身体死死抵住防盗门。他在里面用菜刀疯狂地砍门，金属撞击声在楼道里炸响，震得我后背发麻。十几刀后，门上的猫眼被震落，砸在我头上。我以为门要破了，立刻弃门而逃。

如果说抱怨人生需要资格的话，我想我是够格的。上面这些经历，足够给我充分的理由。但我讲述这些，不是为了痛诉伤痕，而是为了证明：即便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也从未滋生反社会人格，没有变得孤僻或怨天尤人。环境恶劣，但我的选择不同。

不仅我自身是反例，**「因为我小时候受过创伤，所以我长大后变得自卑，或其他问题……」**这种表述本身在逻辑上就站不住脚。**逗号前后的两个分句之间，并无必然因果关联。

童年缺爱、缺乏家庭温暖，并不能推导出成年后的所有问题。自卑、性格缺陷、心胸狭隘、视野狭窄，这些后天表现与家境贫寒、童年缺爱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当然，我绝不否认艰苦环境会对人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也不能一概而论说是积极的或是消极的。

我见过酗酒家庭的孩子发誓永不碰酒，也见过同样遭遇的人重蹈父辈覆辙；见过贫困中挣扎的人锱铢必较，也见过某些变得更愿慷慨解囊。正是这些截然不同的结局，让我拒绝接受任何将苦难与失败捆绑的懒惰逻辑。

因此我反对的，就是将二者简单地画上等号。我坚信：凡是将问题简单归因于童年创伤的人，问题往往不在过去，而在他们自身。

当有人习惯性地说「因为小时候的问题，所以长大后自卑，人生失意」时，别被那副求同情的样子迷惑，这不过是自我开脱。

他们口中的“自卑”“失意”，潜台词是：「我有问题，但你要体谅，因为全是过去造成的，不怪我。」

其目的，是用看似合理的因果链，狡猾地推卸掉自身责任，将结果完全归咎于无法选择的起因，从而彻底逃避对现状的担当。

我今年35岁，不算太老，但也经历和观察了不少。通过阅读和观察，我看到无数事实证明：贫苦的童年、不幸的家庭，并不必然导致灰暗的人生。

我自己勉强算一个例子，但还有更多响当当的名字：维克多·弗兰克尔从纳粹集中营幸存，写下不朽巨著《活出生命的意义》；奥普拉·温弗瑞自幼遭长辈嫌弃虐待，却打造了美国最受欢迎的脱口秀节目；惠英红幼年家贫如洗，三岁起随母亲乞讨为生，十二岁在夜总会跳舞谋生，最终成长为首位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后”。

还有，我们身边，也不乏在艰难中顽强成长起来的人，童年或青年的创伤，并没有成为束缚他们人生的枷锁或失败的借口。

这里，我想着重讲讲维克多·弗兰克尔。

**弗兰克尔的经历，是人类精神在“别无选择”的绝境中，依然选择自由的极致体现。**想象一下：一位前途光明的犹太精神病学家，一夜之间被投入纳粹集中营。这苦难远超寻常——他几乎失去所有亲人：母亲、兄弟死于毒气室，深爱的妻子也殒命于饥饿疾病（这噩耗他战后才知）。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他只是编号“119104”。每天面对饥饿、寒冷、无休止的奴役，以及那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对于身陷的炼狱，对于家人的命运，他完全无能为力。

然而，在这似乎剥夺了一切自由、尊严与希望之地，弗兰克尔却洞见了人性最坚韧的核心。

他发现，即使肉体被囚禁，纳粹也无法夺走他最后一样东西——选择如何面对苦难的态度。

当外部世界“别无选择”时，内心的态度便是仅存的自由。他看到，有人在绝望中迅速枯萎；也有人，即便奄奄一息，仍偷偷分享最后一口面包，或轻声安慰濒死的难友。而这区别仅在于他们选择了不同的态度诠释苦难。

弗兰克尔没有沉溺于“为何是我？”的怨恨，也没有用过去的创伤为未来可能的消沉辩解（这正是我反对的那种“因为…所以…”逻辑）。相反，他在绝境中找到了“意义”。

他通过思念妻子，在想象中与她对话，让爱成为支撑；他把这非人的环境当作理解人类精神的“实验室”，秘密记录观察，决心未来用这些经历帮助他人；他想象着有一天站在讲台上，向世界讲述集中营里的心理学。

最终他领悟：生命的意义并非只存于顺境。即便在最深的痛苦里，人依然可以通过选择有尊严、勇敢、不屈的态度，为苦难赋予意义。

幸运的是，弗兰克尔活了下来。尽管他的体重仅剩37公斤，身患重病，痛失所有至亲。然而，他没有让这段经历定义余生的灰暗。仅仅用了9天时间，他将炼狱般的体验与深邃的思考，凝结成《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本书。

他开创了“意义疗法”，其核心是：**无论遭遇什么，鼓励人们去发现并创造自己生命的意义。**他认为意义源于创造价值、体验爱（包括在痛苦中依然去爱），以及在无法改变的厄运面前，选择积极回应的态度本身。

弗兰克尔的后半生，活得更为精彩。他积极行医、教学、演讲，用集中营淬炼出的智慧抚慰了全球无数心灵。他67岁学开飞机，80岁攀登阿尔卑斯山。他选择以爱、责任和意义，将个人的巨大伤痛转化为照亮他人的光芒。

回到那个问题，若可以抱怨人生，弗兰克尔无疑比任何人更有资格。然而，读他的书，我发现他是我所知最为乐观、对生活投入无限热情的人。试问，谁会在67岁学开飞机，80岁仍挑战险峰？

弗兰克尔用其坎坷却辉煌的一生证明了两点：

苦难的过去无法定义未来的意义。
人不是环境的产物，而是自我选择的结果。

所以，当有人熟练地使用“因为……所以……”的逻辑链条来编织自我束缚人生的牢笼时，我总会想起弗兰克尔在毒气室旁思考“意义”的样子，想起我家那扇被菜刀砍得伤痕累累的防盗门。

过去是沉重的锚，但它拴不住注定要远航的船。把一切归咎于童年，看似合理，实则是一种温柔的放弃——放弃了对自己人生航向的责任。

承认苦难的影响，不等于接受它作为命运的判决书。弗兰克尔、奥普拉、惠英红，还有我们身边那些在泥泞里开出花的人，他们都证明了：

灰暗的起点，并不必然指向灰暗的终点。

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愿意承担起这份选择的重量，在伤痕之上，亲手绘制未来的地图，哪怕那地图上只标注着今天一个微小的、不抱怨的决定。

永远要记住：过去塑造的，是过去的我，但决定如何回应、如何向前走的，是此刻的我。

分享给各位朋友。

【说在结束后的话】

吊诡的是：在那些决定人生走向的牌局里，人们常常轻率出牌；反倒是在面对毫无价值的事情上，譬如反复咀嚼伤痛，人们却甘愿投入大量时间与心力。

为什么我不想用中医治自己的癌症

Mon, 16 Jun 2025 00:00:00 +0800

今天是第三程化疗输液后的第三天。昨天和今天都特别难熬，一整天都在反复跟反胃、干呕作战，几乎没怎么吃东西。晚上洗脸时，才看到脸明显瘦了一圈，仿佛就这两天的事。

然而，就在这样巨大的身体折磨下，我的妈妈，她在房间里和朋友聊了一晚上电话后，突然出来跟我说：谁谁谁的父亲跟我一样是结肠癌，还发生了肝转移，根本没接受化疗，到现在依然活得好好的。

我几乎是打起最后的精神来和她争辩，关于我为什么不信中医，为什么不能在这个阶段选中医。但我真的很难受，很累，也非常非常失望甚至有点绝望。我感到一种深不见底的无奈，一种即便是血浓于水的亲人之间，仍然无法真正相互理解的无奈。于是，有了以下这封信，或许有点仓促。

妈妈，我想和您好好说说

今天晚上，您和朋友电话聊完后，走出房间满脸兴奋地告诉我：“谁谁谁根本没化疗，癌症也好了”，“谁谁谁都没做放化疗，现在活得好好的”，还说他们都是靠中药调理，坚持饮食、锻炼，活得健康又长久。您一边说一边看着我，好像忽然找到了希望之路，甚至像找到证据一样，说这才是真正适合我走的路。

我知道您这段时间心力交瘁，既要照顾我，又要焦虑我病情的走向。我知道您一直不忍心看到我受苦，尤其是化疗后的副作用愈发明显时，您心疼得一晚上都睡不着。您不断劝我换一条路，去试试中医治疗，甚至说出“只要我能活下去，您宁可替我去死”。妈，您这句话我听了很久，心其实都揪在一起。

可是我也想请您听我说一说：为什么我不能接受这条“听上去也许不那么痛苦”的路。

我并不是偏执、也不是不听劝。相反，我正是因为足够认真，才清醒地拒绝了您这个看似温和、实则风险巨大的选择。

我想从三个方面，告诉您我的立场。

第一：中医理论缺乏“可证伪性”，这意味着它无法被验证，也无法被否定！

这并不是我对中医的偏见，而是科学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如果某种治疗声称“吃这个方子能调理、能治疗”，但当效果不佳时，又说“每个人体质不同”、“还没调好”，那这套理论就成了一个永远不会被证明为错的说法。无论病人变好了还是没变好，它都能圆回来。这就像一个答案，总是模糊地说“也许、可能、差不多”，但永远不给出明确判断，也从不承担失败的责任。

这种体系就像一个永远不会输的赌徒，看上去体面，其实危险。**因为如果一个理论永远不会输，它也永远不能赢——它只是不断修改说辞来逃避检验。**现代医学不能建立在信念上，必须建立在证据上。尤其是癌症这种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的疾病，不能靠“也许有用”、“别人试过”、“感觉不错”这样的模糊判断。

我不是完全否认中医的存在价值，有些中医的理念在现代医学中也找到了解释，比如食疗、情志调节等。但中医作为主要治疗手段对抗肿瘤，既没有可靠的数据，也没有大样本、随机对照试验能证明其有效性。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个体案例，而这些正好引出第二个问题。

第二：我不能接受幸存者偏差作为论据，尤其是在关乎生死的问题上！

您最喜欢用我小时候发高烧没吃药却自愈的例子，来类比我现在得了癌症也可以“不用化疗”、“靠调理好”。但是妈，这其实是一种叫做**“幸存者偏差”**的错误逻辑。我们之所以记得那些发烧没吃药也好了的例子，是因为这些人“幸存”了。而那些因为延误治疗、感染加重甚至去世的孩子，我们看不到，他们再也没机会讲出自己的故事。

在现实中，有太多的病人选择了“先试试中医”，等到肿瘤广泛转移、失去了手术和系统化治疗的窗口期，再回头接受现代治疗时，已经无力回天。可是我们看到的是那些“吃了中药病情稳定下来”的个案，忽略了更多沉默的、无法发声的失败案例。

中医成功的“幸存者故事”往往是片面的，只说前因，不说后果；只说调理时的表面改善，不说癌细胞在体内的持续扩散。我们不能只听活下来的人的讲述，而忽视那些因为耽误治疗早已离开的病人——他们不会上网发帖，他们早已被动沉默。如果我对自己健康的判断是建立在这类片面经验上，才是风险巨大，且对自己毫不负责！

第三：癌症治疗的试错成本太高，没有“先试试看”的冒险选项！

我怎么敢用我的命去做这样的试错？因为一旦方向走错，可能就是不可逆的结果。现在医生给出的影像学评估是cT4aNxM0，也就是说，影像上看还没有发生远端转移，理论上还有手术机会，术前化疗可能帮助缩瘤，为根治性切除创造条件。如果现在放弃这个路径，转而尝试中医，一旦癌细胞扩散到肝、肺等部位，治疗就不再是争取“根治”，而是延长生命、控制进展了。

妈，我知道您是为我好，可是这是一场时间与癌细胞的赛跑，不是哪条路“看上去温和”就能走的。化疗虽然苦，可它是建立在大量数据和成功案例基础上的治疗方式。每一针、每一种药、每一个剂量，都是经过多次临床试验验证过的，不是拍脑袋配出来的。而中医没有这样的安全机制，也没有相应的“证伪体系”，出了问题也无处可追责。

我们不能在战场上，用未经检验的看似“神兵利器”去赌一个战局——这不是电视剧，而是我的现实人生啊！

妈，我还想和您说

其实，这段时间除了化疗带来的不断严重的身体反应，我还有另一个越来越强的感受，就是心理上的压力越来越大。

我知道您是为我好，我也看得出来，您一直在找各种办法帮我，希望我能早点好起来。可是，每次化疗之后，我都已经很虚弱、很痛苦了，还要一边面对身体的反应，一边看到您转来的一堆中医视频和建议，有时候真的觉得喘不过气来。

比如，您会发给我一些视频，说“中医讲究平衡”“中医不需要医生”“西医才是在害人”。我不是没看，也不是一味排斥中医。可当我最虚弱、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我看到这些信息，不是感到被理解，而是觉得自己好像还需要不断地证明自己的治疗选择是对的。

那种感觉真的很疲惫。明明我已经在拼命和疾病作战了，已经做出了清晰、理性的决定，可却总有人来告诉我：“你选错了”，甚至是我最亲的妈妈在这样暗示我。这不是在指责您，只是我真的很难受。

我说出来，是因为我想让您能理解我到底在承受什么。

第一，我在承受巨大痛苦时，还得不停解释自己的决定，真的很累。

我吃下去每一颗药，接受每一次化疗，都不是随便做的选择。我是在明确自己的病理分期、知道术前化疗可能帮助缩瘤的前提下，听从医生建议走的这条路。可是我一边承受副作用，一边还要回应您关于“中医或许更好”“你为什么不试试”的建议，不得不反复去“解释”自己的治疗选择，甚至不得不用情绪“捍卫”它。这种感觉就像是我一边在火里挣扎，一边还要对人说“我没有走错”。真的，这不是在帮我心里减负，而是在加压！我已经很累了，真的没有力气再不断证明自己。

第二，我感受到的不只是建议，而是对我判断力的否定。

您转发来的那些视频，大多数都在表达一个意思：西医是错误的，中医才是救命的。这种暗示，其实是在否定我所信赖的现代医学体系，也是在否定我作为一个成年人、一个接受过科学训练和清晰思维的人所做出的决定。这种否定，让我感觉不仅是自己的选择被否定了，更是我这个人——我的知识、我的理智、我坚持面对疾病的方式——被“轻描淡写地全盘推翻了”。更痛的是，这种否定来自我最亲的人。我无法像对待网络上的阴谋论那样直接拉黑、冷处理，因为，这个人是妈妈啊，所以我才会像你说的，情绪失控，因为我真的感到格外压抑，我觉得完全没有任何一点空间去喘口气。

第三，我明明在拼命坚持，却不断被暗示“你走错了路”。

妈，我真的不是不怕，我只是更怕错过机会。我正在按照目前最有希望、最有数据支撑的方案在努力，可是我一边努力，一边却要听见“别人不化疗都好了”“你这样可能会更糟”，这让我觉得非常沮丧。就好像我在拼命努力走出黑暗，而有人在耳边轻声说：“你选的方向也许是死路”——那种情绪冲击，比化疗带来的疼痛还更深，更消耗人。

第四，我想要的是陪伴和理解，而不是不断被“干预”我的决定。

妈，我想要的妈妈，是那个在病房里什么也不说却静静陪着我、给我安全感的妈妈，而不是那个天天在群里搜视频，然后告诉我“你该换方向”的妈妈。您的焦虑我理解，但您在情感的焦虑驱使下，变成了一个试图“干预我重大决定”的劝说者，您也许没意识到，您不是在“陪我”，而是在试图“改造我”！

妈，我说这些话，不是埋怨您，我知道您是出于爱。但我希望您也能明白，在这个时候，我最需要的，是一个相信我、支持我、陪我一起走下去的妈妈。

我还想让您知道，每一次化疗后我都很虚弱，而在我承受这些痛苦时，还要面对您有意无意的“提醒我选错了”的声音，对我来说真的很重、很难受。请别再用这些视频提醒我“我可能错了”——因为这不是鼓励，是打击！

**我已经在承担属于自己的决定，我愿意为此负全部责任，包括失败，即便是去死。**不是我太固执，而是这个病，没有第二次机会。

**不是我不信中医，而是我不能在有限时间里赌一个没有证据支持的“可能”。**我真的请求您，别再用那些视频、案例来反复暗示我去换方向了。我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选择，而是更多的稳定和坚定。

妈，我已经走得很累了。请不要再让我独自对抗这些额外的心理消耗。

只求您，陪着我、支持我，不要让我还要在最痛的时候，还得不断证明自己没有错。

妈，再相信我一次。哪怕这条路走得艰难，也请让我走下去。

逆袭神话的背后：彩票赢家的苦难叙事

Mon, 02 Jun 2025 00:00:00 +0800

这个主题在我心里盘桓已久。一开始想借4·23读书日作为阅读推荐写出来；后来「何同学乘坐网约车拒打好评」风波甚嚣尘上时，也差点动笔。但最后都作罢了，原因有二：

**其一，基于实用主义的考量。**身为癌症患者，化疗和病痛已耗尽心力，再卷入社会议题不仅对病痛毫无助益，反可能招致无谓的攻讦，凭空增加自己的身心负担。
**其二，自我本能的抗拒。**我一直都厌恶那种好为人师、轻易臧否人物的姿态，特别像在饭桌上自以为是、好为人师的「油腻中年」，透着股没来由的自信。

但是这次，我终究没能忍住，为了写这篇文章，我连每日例行和老妈的傍晚散步都中途折返——实在被恶心到了。

事情也很简单，午睡醒来迷迷糊糊的，B站推给我一条视频：哈佛毕业的中国学生蒋雨融在演讲中呼吁「同理心」与「多元化」，演讲内容就不做介绍了，大家可以自行搜索。

随后，我又陆续刷到一些质疑她「靠父母资源入读哈佛」的分析。这些质疑本身有些道理，我也算忍耐住了吐槽的冲动。可紧接着，一篇她署名的声明赫然出现，宣称**「我蒋雨融一生坦坦荡荡，虽千万人吾往矣」**——这句话，彻底击穿了我的忍耐底线，不吐不快。

在展开吐槽前，我想先推荐一本对我影响深远的书——迈克尔·桑德尔的《精英的傲慢》(The Tyranny of Merit)。这本书我读过不下三遍，桑德尔在其中犀利地剖析了当今社会日益盛行的「优绩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危害。

桑德尔认为，优绩主义（即主张成功应完全归因于个人才能和努力）表面上标榜公平竞争与机会平等，实则制造了严重的社会分裂与不公。

通俗点说，这本书批判的正是当下流行的观念：

你混得好（有钱、有地位、上名校），全因你聪明又努力；
你混得不好，就是你不够聪明和不够努力。

它深刻地指出，这种「你穷你活该，我富我牛逼」的思想，滋养了精英的傲慢，加剧了普通人的挫败感，并最终撕裂社会。

再通俗点，全书精髓可提炼为三点：

**1. 精英的傲慢：别太把自己当回事！**成功者真以为成就全凭一己之力？那些「老天爷赏饭吃」的因素——家庭背景、时代机遇、纯粹运气——就能被选择性忽略吗？

**2. 普通人的屈辱：失败不等于缺陷！**普通人或许已竭尽全力，但低起点、机会少、运气差、以及擅长之事并不被社会所看重（如外卖员、快递员、清洁工），都可能阻碍成功。这绝对不是「笨」或「懒」！社会结构与机会不均才是关键。他们应得尊重，而非羞辱。

**3. 社会的撕裂：**精英斥责普通人「不思进取」，普通人痛恨精英「站着说话不腰疼」、「得了便宜还卖乖」——鸿沟由此越来越深。

因此：

对成功者而言：请认清——成功≠全靠自己！运气、出身、时代红利这些「外力」同样举足轻重。成功者更应心怀感恩与谦卑，而非傲慢。

对失意者言：请坚信——失败≠个人缺陷！结构性困境与机会缺失同样关键。你应得尊重，而非羞辱。

理解了桑德尔《精英的傲慢》的核心思想，我们再审视蒋雨融那份充满个人奋斗血泪的声明。声明通篇读来，俨然一个伤痕累累终获「逆袭」的励志故事。

然而，当我们对照《精英的傲慢》一书的核心思想来审视这份声明时，一个尖锐的质问便无可回避：蒋雨融的「坦荡」叙事，不就是优绩主义滋养出的精英「无意识傲慢」的鲜活呈现吗？

——她真诚地描绘了自己的攀登，却彻底遗忘了脚下那承托其攀登的、由并非人人可得的助力与条件铺就的，绝大多数人无法企及的阶梯。

1. 她的「苦难叙事」遮蔽了真正的彩票优势起点

蒋雨融的声明浓墨重彩于幼年父母离异、家境困顿、遭受霸凌的创伤。这无疑真实且令人同情。然而，就像桑德尔尖锐地指出，优绩主义最大的迷思，在于「成功者倾向于将他们的成就主要归因于自己的努力和德行」，却系统性地忽略「我们人生际遇中那些自己无法掌控的部分——比如我们的天赋、家庭、时代和运气」。

蒋雨融的声明正是如此：她提及了母亲的支持，却轻描淡写地带过了那个真正决定性的「彩票优势」——她的家庭拥有支撑其「普通中考」后立即转入英国顶尖高中体系的惊人经济与文化资本。

这份资本，实际上是99%的中国家庭（包括许多能够负担所谓「普通」教育的家庭）望尘莫及的「入场券」。

她的苦难也许是真实的，但这份苦难的起点，已然站在了无数中国孩子终其一生也无法抵达的「高地」之上。

2. 她的「努力神话」掩盖了机会获取路径的鸿沟

声明中，蒋雨融反复强调「没有加分」「没有后门」「咬紧牙关攒学费」，构建了一个纯粹依靠个人才智与勤奋的「清白」神话。桑德尔批判的正是这种思维：「优绩主义侵蚀了人与人之间的共通人性。它导致成功者过于沉醉于自己的成功，而忘记那些使他们成功的运气和优势。」

她自豪于教授评价「本专业从没有人的总分这么高」，却未能反思：是谁为她打开了接受英国顶级中学教育、进入华威大学PPE专业、再转学杜克并获顶尖教授强力推荐的大门？这些「正常」路径本身，可能正意味着巨大的特权。

当绝大多数中国学子在高考这座独木桥上拼命搏杀时，「GCSE考试」「华威PPE」「杜克双学位」这些选项，本身就如海市蜃楼般存在于另一个世界。

她的「努力」当然值得我们敬佩，但这份努力得以施展的舞台，是否本身就是社会不均衡的产物？

3. 她的「精英无意识」导致对相对剥夺感的误读

声明中，蒋雨融将汹涌的质疑解读为**「有些人说出看似不可理喻的话，可能是因为他们也在受苦」**。这看似充满同理心，实则流于表面，甚至隐含了居高临下的怜悯。

她未能理解桑德尔所警示的核心危机：当优绩主义神话大行其道，「那些未能向上流动的人会感到屈辱和怨恨」，这种「文凭主义」成为「暴政」，导致「对那些落后者的羞辱」。

公众的愤怒，绝非针对她个人的「受苦」，而是指向一个冰冷现实——她所展示的「逆袭」路径（中国中考→英国顶尖私校→英美顶尖大学），对绝大多数中国小孩而言，从出生起就已彻底关闭。

她的成功叙事越是耀眼，越是反衬出普通人在结构固化下的无望。这种「相对剥夺感」，是结构性的愤怒，而非简单的「受苦」或「不可理喻」。

简而言之，蒋雨融因为本身就身处特权环境形成的认知盲区，把普罗大众因社会不公产生的愤怒，错误地当成了需要她去理解和怜悯的个人情绪问题（「他们在受苦」），从而彻底回避了特权与机会公平的核心矛盾。

我想，蒋雨融或许真诚地认为自己「坦坦荡荡」，她的个人奋斗也绝非虚妄。

然而，这份声明恰恰印证了桑德尔的洞见：优绩主义最深刻的危害，在于让幸运者将优势内化为纯粹的德行，从而心安理得地拥抱成功，并对落后者失去真正的共情与责任。

她呼吁「理解世界之外的人」，却未能理解自身光环之下那堵无形的高墙，正是阻隔「他们」与「我们」的天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