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扭捏
又是好几天没有更新。主要源于一种莫名的分享欲消退——不知该说什么,又能说什么。
近来看公众号很频繁,被推送了许多「抗癌日记」,一方面,我深深共情于文中那些熟悉的情绪:患癌后如何重建自信、重燃生活热情,为「重新活一次」自我激励;或是面对至亲在至暗时刻悄然退场时的孤独与心寒;抑或是深陷被社会逐渐抛弃的「掉队」感。
另一方面,也因为一个疑问开始从心间升起:
我下笔写过的痛苦与挣扎,是否也不过是他人指尖划过屏幕时,一个匆匆掠过、转瞬即逝的「故事」?
这些情绪表达本身并无问题。然而看得多了,脊背却不禁发凉,感到处处不对劲。回看自己写下的几十篇文字,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绞尽脑汁堆砌了那么多华丽却空洞的辞藻,终究还是滑向了两种固定的模式:
不是「痛陈苦难→走向救赎」的励志套路,便是「描述黑暗→沉溺绝望」的悲剧腔调。
这种不对劲的感觉,恰恰源于我意识到自己正不自觉地踏入一条「标准抗癌叙事」的轨道:
「诊断时的震惊→痛苦的挣扎→全盘的自我怀疑→勇敢的决定→积极的治疗→亲友的支持→最终的“胜利”(抑或悲壮的“战斗”)→深刻的人生感悟」。
呵,好一个被广泛接纳的剧本。
所以,在停更的这几天里,我深陷存在主义的焦虑漩涡,我找不到出口。
萨特曾说,「人是被判定为自由的」。其意在于:即便身处最极端的限制中,人依旧保有选择的自由——选择如何诠释、如何回应、如何赋予意义。
然而,当察觉自己的表达也正滑向那个「标准化框架」时,一种被虚无感裹挟的焦虑笼罩了我,我问我自己:
我的表达,究竟是真正的自由选择,还是被社会叙事、他人期待,乃至自我安慰所「异化」的结果?我的痛苦与希望,是真实的体验,还是不自知地「选择」扮演一个「合格癌症患者」的角色?
在这种无处可避的自我诘问中,我的自由仿佛被剥夺,我所高喊的「希望」,似乎也沦为逃避终极恐惧(死亡/无意义)的「自欺」。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亦深刻指出,人易于「沉沦」于「常人」(das Man)的世界,依照社会规范与大众意见生活,逃避个体存在的独特性与责任(即「非本真存在」)。
当我的表达落入「标准化抗癌叙事」的窠臼时,我到底是在「做我自己」,还是在「扮演」一个社会(包括其他病友、读者,甚至我自己内心)所期待的「癌症患者」?
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可能正「随大流」(沉沦于「常人」世界),用社会期待的「抗癌剧本」(非本真存在)掩盖了自身真实、独特的病痛体验与内心声音(逃避个体独特性和责任)。
然而,答案何在?我实在无从寻觅。
当问题再度指向存在的意义,加缪的「荒谬」又一次浮现脑海。
但此刻想到的,并非上次文章里借西西弗斯推石上山所表达的对抗虚无。
而是直指「荒谬」本身的意义——它的残酷、不确定性、无边虚空——是否已被那些过度积极的意义所遮蔽?诸如「苦难是礼物」、「癌症让我重生」这类有头有尾、意义充盈却空洞的标准剧本。
或许,加缪的荒谬并非终点,而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起点。
癌症,本身就是荒谬的具象。
我曾苦苦思索:好端端的细胞为何突然疯狂增殖?最终还算想「通」了:
原因或许只是霉运的「基因彩票」——一个倒霉的随机错误,压根就没有「为什么」。
而这场前途未卜的治疗,亦如一场残酷的赌博。我在忍受巨大痛苦的同时,对未来的结果全然无知,甚至连能否接受手术都悬而未决。我倾尽所有,换来的或许只是一点时间,甚至最终功败垂成,徒劳无功。
我也清醒地意识到,无论我如何努力,死亡——那最终的、彻底的终结——始终矗立在前方。癌症只是将它提前、更具体地推至眼前。
我所陷入的标准化叙事,是一种自我麻痹与催眠。它诱使我深信痛苦并非徒劳,必定带来「成长」、「觉悟」或「精神升华」,以此维系世界仍有秩序的幻觉。
我随波逐流,用文字的丝线编织着听起来合理、有目的、感人的「故事」,只为掩盖生命本身那不讲道理、充满随机痛苦与终极虚无(死亡)的冰冷现实(荒谬)。
但别忘了啊!
荒谬,其核心正是这毫无道理可言的痛苦,以及生命终将彻底消逝的虚无!
当我的痛苦被不自觉地塞进「英雄旅程」或「苦难使人升华」的框架,
荒谬就失去了它那最原始、最私密、最令人窒息的残酷本质吗?
它就不再是一个纯粹承受的、无目的的重负了吗?
就能摇身一变,成为证明某种「高尚意义」(如坚强、感恩、觉悟)的证据了吗?
这场自我怀疑一度漫无终点,令我迟迟无法落笔结尾,甚至想以不承载任何希望与正面价值的生硬句点收场。
直至我最近重读托尔斯泰关于死亡的杰作《伊凡·伊里奇之死》,我才终于找到了出口。
留待下次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