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权即正义

最近《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大火，前两天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看了，结果整场下来哭得稀里哗啦，也想强力荐给身边的亲友。

本来琢磨着写一篇影评，表达对电影的喜爱，也把推荐理由说清楚，于是去各大社交媒体平台搜了搜其他人都怎么赞美这部电影的。看了一圈，夸来夸去，无非那些话。意外的却是看到不少人在屏摄帖子下当起纠察队，义正辞严地回复，纠正发帖人不要屏摄。

有意思。

这让我想到一件过去发生从未提起过的，略微尴尬的事，不过这先按下不表。

屏摄当然是错的（屏摄指在电影院观影时，使用手机或相机拍摄银幕画面）。

这点没什么好争论。在电影院里举起手机，亮起的屏幕会刺到后排的眼睛，快门声会打断旁边人的沉浸，闪光灯突然闪起更会让旁人怒火中烧，拍下来的东西还可能侵犯版权。不做这种事，是一个现代人最基本的自我约束。

但至于错到要坐牢吗？

有人引用香港《防止盗用版权条例》，里面就有提及影院内禁止拍摄录影，还把香港影院影厅外的警示牌拍了照发出来作为引证，上面写着：不得拍摄，否则会被刑事指控，最高可被罚5万块，监禁3个月。

我大概明白香港为什么把版权看得这么重，电影产业曾是它的命脉，版权制度也是它做国际贸易港的底子。我同样也认同那种“破窗效应”式的立法逻辑，务必把水龙头拧到最紧，一滴都不许漏，才能保住整个电影产业的盘子。

可理解归理解，真落到某个人头上又是另一回事。我真的很难说服自己：如果某人只是因为在影厅里拍了张电影开头的银幕照片，发了个朋友圈，就要被带走、被立案、留下案底，这社会留给个人的自由空间，是不是也太逼仄了？

我觉得，所谓反屏摄，应该是一条画给自己的红线。反屏摄的正确用法，是每个人在心里默默守好自己的行为底线：我知道屏摄不太好，所以我选择不这么做。这是一种向内的事，是自律。就好比我们只要管住自己不在地铁里吃韭菜盒子就行，没必要攥着口气清新剂到处喷别人嘴。

但现在很多人把它变成了一杆枪。网上见人发个屏摄照片，不管别人发的什么，就要先突突突一番指责；现实中看见前排举起手机，就恨不得立即当场执法。稍微想想，比起讨论电影本身要费脑子，指责屏摄算网络上最安全的道德发言了，还有一种即开即得的正义快感，成本低、共识强、绝不会翻车。

不过，这不太对，也让人不舒服。且不说上电影院，掏手机记录眼前的美好居然变成一件犯法的事情，这有多离谱。更不舒服的点还在于，本来一件“对的事情”，现在被人当成枪来使。

固然，“屏摄不好”是基于当前社会共识的事实判断，这没任何问题。可如果因为这个判断，一个人就获得了居高临下纠正别人、教导别人、甚至当众审判别人的资格，这里面肯定混进了某种别的不对劲的东西。

我因此想到了福柯的《规训与惩罚》，想到权力如何被悄悄“外包”给了每个普通人，社会规范又如何把活生生的人一刀切进“正常”和“异常”两个格子。但这些毕竟离题太远，就不展开了。

说一千，道一万。我坦然接受“不该屏摄”这个针对自我的道德要求，但我十分讨厌任何人以“教导”的姿态来告诉我别屏摄。

倒不是因为我不懂这些大道理，只是懂了又如何，现实里管用的从来不是道理。

我想起《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和色拉叙马霍斯那场经典辩论，色拉叙马霍斯上来就扔了一句狠的：“正义不是别的，就是强者的利益。”在书里，他只是个辩手，一个被安排来挨打的角色，苏格拉底一套组合拳下来，他哑口无言。但在现实里，色拉叙马霍斯那句话才是日常。

这一点，我是有切身体会的。

我前面没讲的那个尴尬故事，其实很简单：那年去电影院看《碟中谍7：致命清算》，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拍肩膀提醒前面那个大哥看电影别打电话，影响到别人观影了，他没应声儿，然后随着我语气一次比一次强烈，他猛地站起身，转过头，狠狠给了我一巴掌，说：

“就你喜欢多管闲事，是吧？”

说老实话，那是我最认同色拉叙马霍斯的一次。

站的太高，迟早有人会把你请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