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肠道改造日记3
住院手术前的几个夜晚，我睡得都并不安稳。每隔两小时，值班护士的手电光便会准时从门缝探入，不偏不倚落在我眼前，我睡的16床，正是门边的「哨位」，毫无躲闪的余地。光斑就这样一次次扫过眼皮，每照醒一次，我就要恍惚片刻，陷进「这是哪、我是谁」的混沌里，然后又艰难地坠入下一个浅梦。
慢慢地，我觉出医院的时间不是拿来深睡的，身体在这里仿佛也不完全属于自己，而是被纳入一套严苛的医疗程序，把每一小时都分割成被监测的片段。一开始难免有些不爽，但转念一想， 在这儿，能拼凑出支离破碎的几个小时睡眠，已属侥幸，实在不容挑剔。
术前两天的过程，我大致在之前的文章里写过了。主要是术前评估、定手术方案、签麻醉风险告知书，还有清空肠道之类的准备工作。发那篇文章时已经晚上九点，护士要求十点必须上床，我也就没多检查，匆匆发出。原本想再补充些细节和感受，转念一想，既然写过了，就不重复了吧。
术前夜，我实实在在地失眠了。十点上床，意识却清醒地悬浮着，直到凌晨两点才缓缓下沉。其实心中并没有太多焦虑或紧张，只是忍不住想象：麻醉之后，那个躺在手术床上毫无知觉、彻底交由他人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
就这样断断续续睡到清晨五点，清洁大叔推门而入。他拎着水桶和拖把走进病房，拖把撞桶的哐当声、湿布擦地的唰唰声，比护士的手电更有破开睡意的力量，宣告夜晚到此正式结束。
我撑起身，主动帮他挪开床边的输液架和鞋子。一种奇怪的默契在空气中流动，像是病人对医院规则无声的服从。他沉默地干活，我识趣地配合，我们一起维持着这部庞大机器清晨第一次运转的顺畅。
六点钟，护工阿姨也走进病房，给中间床的奶奶擦身。之前奶奶因术后情况不稳定被送进ICU，第二天才转回病房。从她们的闲聊中依稀听出，陪护的是她的二女儿和女婿，白天女儿，晚上女婿。
光那样躺着也浑身不适，于是记起护士的叮嘱：术前禁食禁水，但可以洗漱。我拿起用具，想在身体还算「完整」时，再冲最后一次热水澡，毕竟，等待我的是将近几周无法沐浴的日子。
洗漱完毕，换上崭新的病号服，我去到护士站等候。今天第一批手术的病人将从这里被集中带往手术室。等待的队伍里，有一位中年男性，一位年纪与母亲相仿的阿姨，还有一个格外让我意外的身影，是一个身材高挑、披着长发、戴着黑框眼镜的年轻姑娘。
我曾在病区走廊与他们父女数次擦肩。他们总是并肩走着，两人都身形很高，有一次女孩在护士站称体重，机器报出「身高173公分」，而她的父亲还高出她整整一头。我自己个子不高，不自觉对他们多了几分注意。他们都穿着便服，我下意识地以为病人是那位父亲。此刻才恍然，原来是她。我们未曾交谈，我无从知晓她的病由，但想来应与我相似。看她父亲不过五十的年纪，我猜她大概也就二十出头。
我曾多次暗自抱怨命运不公，不明白为何偏偏是我，在这样年轻的年纪患上这样的病。然而，在一次次往返医院、候诊复查的过程中，我遇到了更多病友，他们中有的人更年轻，有的人病情更重，有的甚至已经辗转多家医院，经历二线、三线方案。
不知不觉间，我发现自己竟然偶尔会冒出这样的念头：「至少，我还不算最糟的那一个。」我知道这种心态在心理学上叫「下行比较」——**人在困境中，会不自觉借由注视他人的不幸来安抚自己的惶恐，艰难维持内心平衡。**只是，明白归明白，每一次这样的念头浮现，还是会引来一阵悄然而至的负罪感。我不禁哑然：人类的脆弱与自我安慰，原来可以这样真实，又这样矛盾。
四位当日「首台」手术的患者到齐后，护士逐一核对我们的著装和腹部的手术标记，叮嘱每个病人只用一名家属陪着去，然后拿起资料夹，带我们乘专用电梯前往二楼手术室。
电梯门开，步行两分钟便到了手术病人中转隔离区，家属止步于此。我们换上手术室的拖鞋，被分别安排坐进轮椅。在真正进入那扇厚重的门之前，是最后一次、也是最严格的身份确认：姓名、床号、手术名称、手术部位，每一个字都必须精准无误。
我从没经历过这种时刻，脑子空空荡荡，一切都太快、太陌生，来不及反应。大家都开始换鞋，我才匆匆对我母亲交代：「昨天那份麻醉同意书您没签，一会儿我进去了别急着回病房，等麻醉医生找您签了字再走。」
她像是没听见，没有说话，只是轻轻点头。我换上拖鞋，仍不放心，又转身望向她，格外认真地重复了一遍「一定记得签啊，别忘了」。她还是不语，面露熟悉的沉默。
周围，其他病人和家属正彼此道别，空气里浮动着低声的嘱咐和压抑的呼吸。那个姑娘和她父亲仍站在隔离区外，静静地拥抱了很久。
我坐上轮椅，护士给我轮椅扶手上挂了个写有信息的牌子，又递来一条毯子，说：「里面冷气很足，盖着避免感冒。」话音刚落，手术区自动门滑开，一股强劲的冷气扑面而来，带着消毒水凛冽的气息，我不禁打了个寒颤，将自己更深地缩进毯子里。
我们的轮椅被依次推入，停在工作站旁的格子里，等待最后的交接。四下看了看，总共五辆轮椅占住格子，护士们再次与手术病人一一确认信息，然后陆续推向各间手术室。
我被径直推向走廊尽头，而那个姑娘，则与我分道扬镳，消失在另一个拐角。依次路过第十、第九手术室后，我被推进了第八手术室。
房间方正得近乎刻板，四周被纯粹的白色包裹，主调是那种理论上能让人心绪平静的浅绿与淡蓝，只是可在此刻，它们非但未能缓和气氛，反而衬得金属器械与电子屏幕的冷光愈加分明，彼此交织，生出一种无声的寒意。
所有设备都自手术吊塔的支臂延伸而出，沉默地朝向中央那张窄小而孤寂的手术台，如同某种仪式的静默朝拜。在这一切之中，我只认得出头顶那盏巨大的无影灯。
靠近才发现手术台比想象中更窄，躺上去之前，我甚至怀疑自己会掉下来。护士将我推到台边，说：「来，自己慢慢躺上去。」我依言照做，只不过躺下后，我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有思想、有情感的完整的人，而更像一个等待被拆解、分析、再重组的精密零件。
接着，护士让我脱掉一侧裤子，便于消毒和手术操作。左臂被安置在一个特制托板上，用束带固定好，她解释说是为了方便从左侧身体介入手术，同时保持输液通路稳定。另一位护士迅速通过我胸前的输液港接上了输液管。
一切准备就绪。四周是忙碌而有序的脚步声，和器械准备时轻微的金属碰撞声。这时，麻醉医生突然进来对另一位医生说：「家属不愿签字，麻烦护士站通知一下主治医生，帮忙做下思想工作。」
我心里一沉，立刻明白了。医生描述的情景，正如我离开时的那样：我的母亲在手术室外怔住了，不签字，不回应，只是沉默地盯着医生。我能想象出她的表情，心里一阵发闷。
思绪飞速运转，我脑子里预演着各种说辞：是该苦口婆心地说，「妈，几个月的苦不就是为了今天能躺在这吗」，还是强硬一点「这是我的身体我做主」，抑或是从利害关系分析「我是第一台，您别耽误时间，给医生增加心理负担风险更大……」
这时手术室电话接通了，这边医生对那头说：「喂，是结直肠科住院区吗，麻烦叫聪哥下来沟通一下，病人家属不签字。」
电话那头问：「哪床的？为什么不签啊……」
这边回答：「家属也不是不同意，就是光愣着、沉默，递签字板也不接。」
「马上叫他下去……」
我还在心里反复组织语言，想着等医生来了如何简洁明了地说清楚。可我像一个被钉在玻片上的标本，等待着被问询，却无人问津。手术室里的医生们依旧各司其职。
漫长的几分钟后，麻醉医生回到室内，只简单说了一句：「家属签字了。」这句轻描淡写的话，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其实几分钟并不算长，只是人在等待中，念头百转千回，每一秒都像被拉长、放大，才显得格外漫长。
她走到我身旁，最后一次核对我的姓名与手术名称、部位。确认无误后，她语气轻松地说：「好了，我们要准备睡觉了哈。」
话音刚落，一个氧气面罩轻轻扣上我的口鼻，清凉的气体随呼吸渗入身体。护士见我呼吸短促，温柔地提醒：「别紧张，正常呼吸，像平时睡觉一样。」
这是我听到的最后一句指令。我照做了，一次，两次……意识在第三次深呼吸后开始涣散。头顶那盏无影灯，成为我坠入混沌意识前的永恒星辰，眼角余光里，人影仍在有条不紊地忙碌，而所有声音和光线都迅速褪去，仿佛沉入了一个无梦的深海。
在那片深海里，时间失去了刻度。我的身体，这台我使用了三十多年、自以为熟悉的精密仪器，正被打开、被探查、被修复。而我，它的主人，却被礼貌地请出了现场。一场为我而战、却无需我参与的战争正在静默中打响。
刀锋精准地游走，电流轻声嗡鸣，缝线细致穿梭，所有这些激烈而关键的动作，都被包裹在一种绝对的静谧之中。我的世界在那一刻被简单地一分为二：一方是手术室里高度集中的、属于现代医学的喧嚣；另一方，则是我意识深处那片万古不变的、私人的死寂。
当我再次醒来，已是三个多小时之后。我知道，我生命中一段重要的时间，已经永远地过去了。